摘要:艺术大师丰子恺的漫画以平和静谧、萧疏淡远的意境取胜，但他的一生却跌宕起伏，坎坷多变，一点也不安宁。 抗战军兴，为躲避战难，丰子恺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率全家辞别了六年华屋缘缘堂，经八年离乱，辗转赣、湘、桂、黔、川等地。抗战胜利后，他扶老携
 艺术大师丰子恺的漫画以平和静谧、萧疏淡远的意境取胜，但他的一生却跌宕起伏，坎坷多变，一点也不安宁。 抗战军兴，为躲避战难，丰子恺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率全家辞别了“六年华屋”——缘缘堂，经八年离乱，辗转赣、湘、桂、黔、川等地。抗战胜利后，他扶老携幼，费尽周折，历时一年，才回到阔别十年的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对未来满怀信心和希望的丰子恺下定决心要“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与人民”，并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期盼着“日月楼中日月长”。但事与愿违，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张贴的一张大字报，粉碎了他的梦想。 大字报批判《阿咪》，称丰子恺在随笔中把猫唤作“猫伯伯”意在影射和羞辱伟大领袖。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拉开了丰子恺十年噩运的序幕。他的漫画被称作“大毒草”，《护生画集》被批判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恶狼”，他本人也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黑画家”、“美术界反共老手”和“货真价实的反动杂家”等罪名的帽子。从此，无休止的交代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莫须有”的罪状换了一条又一条，接二连三的批斗游街使这位饱经沧桑的老艺术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 尽管如此，受恩师弘一法师佛教思想影响的丰子恺，仍始终保持达观的人生态度，看破一切，宠辱不惊。在幼子新枚的新婚中他曾这样赋诗劝慰家人：“胸怀须广大，世事如浮云。” 幼子新枚生于桂林，自幼聪慧过人，通晓诗词和多种外文。1964年，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原本应留在上海，但因其父是上海市十大批斗对象之一，就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石家庄，在华北制药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丰子恺对幼子格外偏怜，因此，他对石家庄也产生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文革”中，日月楼被抄，亲友不许来往，写文作画也受到限制，百无聊赖的丰子恺唯有和幼子飞鸿往来，以诗词慰藉寂寞，聊抒内心的郁闷。自1968年4月到1975年7月（丰子恺去世的前两月），父子之间通信一百二十五封。其中有二十余处提到要前往石家庄，并四次提及要到石家庄颐养天年。 丰子恺在1968年4月的信中说：“来信已报告烟的情况，未报告酒的情况，以后打听一下。窝窝头，我是一定吃得惯的，只要有酒。明年此日，我与母一定已到过石家庄。”丰子恺是个视烟酒如命的人，去石家庄之前，他先让幼子打探自己的“粮草”情况，至于其他物质生活条件，他实在看得很轻。 在上海，他最难以忍受的是被屡次“请”到画院“交代罪行”。造反派甚至“勒令”他天天到画院接受批判，这伤透了老艺术家的心。他在1969年4月28日的信中说：“我近日闲想，将来迁居石家庄，同你住一起。”5月的信中又一次写道：“叫阿姐到石当女工，我很赞成，索性我与母大家做了石人，也很好，当然这是愿望而已，不知能成事实否。” 尽管1969年他在信里五次提到要前往石家庄，但终因自己的审查尚未结束一次次成为泡影。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来年。他在1970年7月16日的信中说：“我希望到石家庄，到那喝酒。看来今秋不行，明春一定行。” 经新枚的多方努力，分居多年的爱人沈纶调石家庄工作已逐渐有了眉目，劳燕分飞的小夫妻即将团圆。这时，丰子恺对去石家庄也充满了希望，他在1970年12月26日的信中说：“你们三人能团聚，是大好事，我那时一定到石来看你们小家庭。我很想离开上海，迁居石家庄呢。” 此时上海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斗争很是严峻，身为上海文艺界四大领导之一的丰子恺被批斗的次数也逐渐增多。在批判会上，有人甚至把丰子恺的漫画临摹放大，批判一张撕掉一张，然后揉成团丢在他的面前，让他承认错误，交代问题。旁边还有人拿着扫帚清理纸团，并振臂高呼：“扫进历史垃圾堆。”对上海已不存任何幻想的丰子恺终于在1971年3月2日的信中痛下决心：“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恶感，颇想另觅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 可惜，丰子恺的身体每况愈下。由起初的肺炎查验出肺癌，腿脚也不大灵便。在病中，他作诗曰：“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即便如此，在1972年和1973年间，他仍对前往石家庄抱有一线希望。他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说：“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1972年9月9日的信中又说：“也许我深秋可到石家庄来。”1972年12月30日写道：“你们乔迁，房间多了，将来我来住。”1973年4月2日：“我的脚力也操练出来了。以后到石家庄，不须人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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