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茅盾的藏书让木心受用一生 木心与茅盾见面的次数不算多，两人的交流亦十分有限。但有一件事令木心受用一生，那就是木心在乌镇时频频到茅盾家中借阅藏书，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木心《塔下读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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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藏书让木心受用一生 木心与茅盾见面的次数不算多，两人的交流亦十分有限。但有一件事令木心受用一生，那就是木心在乌镇时频频到茅盾家中借阅藏书，“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木心《塔下读书处》）。据木心自述，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茅盾书屋见到过北欧的译本，也就是说借书的最早时间是在三十年代。 少年木心痴迷于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用他的话说少年时“我的‘自救’，全靠读书，‘书’是最神奇最伟大的”（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他一边在家人和家庭教师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传统经典，同时从茅盾的藏书中读到不少外国作品集。所以他说，“少年在故乡，一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家’，满屋子欧美文学经典，我狼吞虎咽，得了‘文学胃炎’症，后来想想，又觉得几乎全是那时候看的一点书。”（木心《海峡传声》）更令木心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仅在茅盾的藏书中见到许多带着外国作家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作家手迹的签赠本，好多古籍上也留有经茅盾阅读后留下的圈点、眉批和注释。 正因为茅盾的藏书满足了少年木心的求知欲望，木心是把茅盾家当作自己的“福地”的，乃至到了晚年依然对心中的这块福地有着清晰的记忆： 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木心《塔下读书处》） 木心能够如此顺当地借得茅盾的藏书事出有因，原来“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木心《塔下读书处》）再加上木心对这些书爱护有加，对破损的还会动手“补缀装订”，所以黄妙祥很是放心，还夸木心说他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的还“整齐清爽”。 其实，黄妙祥与孙家既是老乡又是世交，还沾亲带故，有点亲戚关系。首先他们都是绍兴迁居乌镇的移民。木心大姐孙彩霞的婚事也是经黄妙祥介绍的，嫁给了在南浔当纸店伙计的王济诚。木心自己也说他叫黄妙祥为“妙祥公公”，他的二表哥还是“黄门女婿”。由此看来，孙、黄两家才是姻亲关系，而黄家人为木心大开茅盾书屋的方便之门完全就在情理之中。 这位黄妙祥曾为沈家“泰兴昌”纸店的经理，和茅盾本人也有着亲密的关系。 木心对乡里前辈茅盾是尊敬的，但木心对茅盾的文学创作确实又保留了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具有两面性。首先，木心认为“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俨然一座丰碑”（木心《塔下读书处》）。这是木心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茅盾地位的肯定。但木心也有犀利的一面，他认为茅盾这一代文学家担当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可文学创作的实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 《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账，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细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木心《塔下读书处》） 木心对茅盾文学成就的苛刻，源自他对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绩总体评价不高。他认为“这一百年是文学的荒年”，而“‘五四’新文学是民族文化断层的畸形产物，师承断了……所谓新文化时期中国文学，匆匆过客，没有留下可与西方现代文学相提并论的作品”。（《文学回忆录》）所以木心用“看不下去”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作品的态度，在讲世界文学史时也没有将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专题来讲，只是偶尔提及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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