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老人吴藕汀在《药窗诗话》中有一则《汪知事》，起首就写道：在我还只有七岁的1919年，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标语这一名称的标语，写着驱逐民贼张昌庆，为的是商业学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说起这位张昌庆，大多数读者称道的是他重修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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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老人吴藕汀在《药窗诗话》中有一则《汪知事》，起首就写道：“在我还只有七岁的1919年，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标语’这一名称的标语，写着‘驱逐民贼张昌庆’，为的是商业学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说起这位张昌庆，大多数读者称道的是他重修南湖烟雨楼的功绩。殊不知，他是一个依托北洋军阀狐假虎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酷吏。 1919年7月，“五四”运动学潮早已波及禾城，爱国学生喊出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口号，积极筹备设立国货陈列所，并决定在隶属于嘉兴教育会的公共讲演厅演出爱国剧筹款。为了安全起见，学生们事先将此事通告嘉兴知事张昌庆及北洋军阀驻嘉司令、团长夏兆麟，学生代表向两人解释，因建立国货陈列所缺乏经费，不得不以演剧形式筹款，且演爱国剧既不妨碍治安，还可补助社会教育经费。但张、夏两人互相推诿，说了许多如“国货陈列所需款，吾辈当慷慨解囊，无需演剧”、“唯该款项须陈列所办有成效时方能捐入”等话作托词。学生代表以入场券已经售出大半，而所收入的款项已购办国货支用完，故提出知事和团长如能立即捐款将入场券赎回，剧目等可以停演。但张昌庆仍以拖延缓慢之词相敷衍。 时值嘉兴、海宁、海盐、嘉善、崇德（今属桐乡）各县教育会代表在湖州省立第三中学召开教育研究讲演会，邀请郑宗海、陶行知等先生演讲。会议间隙，大家谈及嘉兴演剧筹款之事，都说不妨开演。于是学生决定于7月18日下午在公共讲演厅排演。岂料那天大幕刚刚拉开，一警佐即带领八名警察到现场勒令停售门票，售票人员以“演剧已经教育会许可，警察无权干涉，如有疑问可与教育会接洽”等据理力争，警佐无言以对，愤然退去向上司交差。不想张昌庆恼羞成怒，与团长夏兆麟一起率领卫队与兵士荷枪实弹蜂拥而来，张昌庆“混蛋、王八”大骂学生不止，兵士则横冲直撞任意打人。据《申报》1919年7月21日报道，县教育会会长陆祖谷挨了兵士的好几记枪柄，其他应邀前来观剧的四县教育会人员虽仓皇逃避亦不能免，有一位叫毛培之的老人被兵士用枪柄击倒在地。最为悲愤的是省立第二中学学生朱培生被打得左眼突出，胸腰各部皆受重伤。观众及妇女见此残暴行为，吓得纷纷跳窗逃生，售票收入和募捐所得的银元也被劫掠一空。 张昌庆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事件一出，立即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嘉兴学生联合会在《申报》上发表《泣告国人书》，呼吁各地声援；嘉兴及海宁、嘉善、海盐、崇德等地教育学会致电浙江督军、省长等，要求伸张正义；在上海的嘉郡会馆董事会全体董事也致电省长齐耀珊，请求主持公道，以平众怒。《申报》更在1919年7月至9月期间连篇累牍地登载了揭露张昌庆罪行的有关报道。鸳鸯蝴蝶派作家、武侠小说健将吴虞公在他的《民国奇闻·知事罪恶史》中，历数张昌庆“征存国税、欺压商民、匿灾不报、吞没节赏、勒索规费、枪杀平民、私刑拷讯、诬陷灾民、作伪害民、纵容庄书光复以来科造册串”等“十大罪状”，并说“其余罪恶，实不胜枚举”。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张昌庆自知舆论不容，遂于8月23日“呈请辞职”，省长齐耀珊不得不将其调任。由1918年开始兴建的烟雨楼，到张昌庆罢官时尚未竣工。1919年9月10日《申报》报道，“嘉兴士绅‘除将该知事种种劣迹控准省吏撤任查办外，并议建立遗臭万年碑，一立南湖烟雨楼，一立公共运动场，以为贪墨者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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