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五一〇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三三四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九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剑上的越王之名方可论定这把青铜剑的文物级别。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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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五一〇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三三四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九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剑上的越王之名方可论定这把青铜剑的文物级别。 次年，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已经在全国掀起高潮，出门乘一趟火车也成了难事。看来要请专家赴武汉作原件考证是不可能了，于是方壮猷就请专人给青铜剑作了拍摄，又用墨球把剑上的铭文做了拓片，再标明尺寸，然后，就把这些资料分别寄给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陈梦家、胡厚宜、苏秉琦、史树青等一大批考古和文字学专家，请求辨认。 此时在北京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已经六十五岁，他刚刚完成殷大盉方鼎的考证，本想停下来松一口气，可是当他收到方壮猷从武汉寄来的请求破解青铜剑铭文的求助信后，立即马不停蹄，以高昂的工作激情投入到这把青铜剑的文字考释中。精于古文字研究的唐兰一眼就看出铸于剑上的这八个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笔画繁多富于装饰性，释读难度极大。但正因为难度大，才具有挑战性，唐兰手持放大镜，埋首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牍中，有时还会搬出一大堆古书，聚精会神研读起来。夫人张晶筠见唐兰为破解两个古字夜以继日，如此投入，不免颇有微词：“你年纪也有一点了，不能太费心劳神，人家只是来信问问你，你就这样玩命，至于吗？”唐兰知道这是夫人对自己身体的关心，就憨厚地笑着用嘉兴方言说：“这是人家对我的信任，我当然要竭平生的积累，倾箱倒箧，拿出科学的考证结果来，否则对不起后人，也对不起家乡。” 唐兰暗下决心，这次要一个字一个字严谨考释，哪怕是再小的失误也不能留下。这时从考古界传来一个声音：郭沫若经过考证，初步认定青铜剑上无法辨识的这两个字系“邵滑”，还提出这邵滑就是越王的名字。郭沫若是中国考古界权威显赫的人物，他的结论一出，不少人就跟着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邵滑”了一番。唐兰忠实于中国文字的科学性和独特性，坚持独立思考的原则，他应用中国文字的变化规律，结合扎实的古文字辨识功力，将剑上的这两个字判为“鸠浅”，然后再运用通假法，追本溯源，把两千四百多年来这两个字的演化和读音作了细细梳理，从而论定“鸠浅”正是越王“勾践”两字的通假字，由此断定这就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之心爱佩剑。 唐兰不为浮云遮望眼，对青铜剑另辟蹊径、巧妙独到而又缜密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中国考古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沉默，郭沫若终于改变原先的结论，在给湖北省博物馆的复信中写道：“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之剑。” 正是缘于唐兰的“倾箱倒箧”，才使我国的文物宝库中又多了一件国之瑰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但如今湖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每讲起越王勾践剑这件镇馆之宝，依然还会对唐兰流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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