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门头有名人，像沈钧儒、朱生豪、汪胡桢、褚辅成那样的大家，都是我们的骄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嘉兴南门 摄影 孙欢涛 南门头有名人，像沈钧儒、朱生豪、汪胡桢、褚辅成那样的大家，都是我们的骄傲。南门头还有很多老居民的生存故事，他们祖祖辈辈生于厮老于厮，造就了南门头繁荣，也目睹了南门头的衰退。 有一位姓顾的老先生，曾经在南门的老宅里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出门曾是英俊少年，回来却是伤痕累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77年的2月份，老先生40岁朝外的样子，戴一副无框的眼镜。他还不算老，但我们几个小青年都叫他老先生，是因为他说话有学问，又口无遮拦。那时“文革”刚结束，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但还是心有余悸，怕说错话，也就他敢乱说话，说古道今，说鲁迅，说尼采，听得我们有点热血沸腾。 那年，他在城北路的钢铁厂里当勤杂工，拉煤渣。他没有技术，只是个劳动力，估计当个劳动力也不合格，拉车子显得挺吃力。初春时分，乍暖还寒，他裹着一件破旧棉大衣，白乎乎的棉花絮都裸露在外，跟前不久网络上上海街头流浪汉“沈大师”差不多。不过姓沈的是蓬头垢面捡破烂，老先生则是乐观豁达、自食其力在拉畚箕车的。老先生的穿着像个工人阶级，发型却保持笔挺，他的大包头朝后梳，油光锃亮，透露出桀骜不驯的性格和对自己不得意的自嘲。老先生说一口流利的南门头土话，是个标准的老嘉兴。 不管你信不信，过去南门的口音与北门也是有差异的。 老先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在青海日报社当记者。由于祸从口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发回老家。真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一个右派分子，只能龟缩在南门头，靠打零工为生。休息天，老先生会邀请我们几个小青年去他家闲聊。推开年久失修的木门，穿过狭窄的过道，总是见他母亲无声无息地坐在小凳上做针线活。 老先生没有娶妻生子，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我们坐在陈旧得泛红的小竹椅上聊天。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国家正值风正气顺的新时期，民间也是思想活跃，所以我们关起门来聊天，聊的也都是国家的前途命运，不管有用没用，各抒己见，说了心里畅快。 1980年，对“右派”顾先生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那一年，顾先生与许许多多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一起，平反昭雪。这顶帽子，他戴了23年，这一年，他45岁。 遗憾的是，他的老母亲没有等到儿子平反的这一天。估计老人家也不曾期待这一天——要怪只怪自己命不好，地富反坏右，早已盖棺定论，还能翻天？ 光阴荏苒，我再见到他时，已经是1988年了。那天，他走在勤俭路的梧桐树下，头发依旧溜光，只是添了许多白发。一身中山装，风纪扣紧扣，两支钢笔插在左胸前，一看就是前朝的知识分子模样，若是现在看到，那就是民国范的装束了。老先生告诉我，1985年他被安排了正式工作，在勤俭路上的二轻公司职校当教员。 那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说是可有可无，是因为二轻职校是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点，老师都在录音机里讲课，像翦伯赞、刘锡庆、郭锡良、李培浩、张致公等，都是国内讲坛顶尖的教授。老教授们在电大上课，可不是挂个名头，都是实实在在的真人录音，滔滔不绝，绝无废话，实是难能可贵。 所以，顾先生也只是个班主任的角色。但是老先生很珍惜这个职位——也算是大器晚成了吧。那年都流行穿西装了，生产一线工人的工作服也有发西装的，脱掉棉大衣的老先生，穿中山装有点儿背时，标准的老朽的模样，谁能知道那是老先生青春的装束。他的内心世界我们都不懂。  老南门旧影摄影 赵玉良  1973年南门娱姥桥上农民集市 摄影 赵玉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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