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新中国百端待举。这一年，嘉兴城镇居民的就业有了突破性进展。我收藏有两份陈旧的摊贩登记表，分别填报于1951年4月和6月。
 包福官的摊贩登记表  摊贩和摊贩管理袖章 1951年，新中国百端待举。这一年，嘉兴城镇居民的就业有了突破性进展。我收藏有两份陈旧的摊贩登记表，分别填报于1951年4月和6月。“地摊”话题众说纷纭的今天，通过表格字里行间，解读当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小摊小贩商业模式的点点滴滴，也别有趣味。 这两份表格，为32开普通土纸，蜡纸刻写，蓝色油印。虽说“土”，但它的标题却有派头：华东区浙江省人民政府税务局—嘉兴专区税务局—摊贩申请登记表。 登记表系毛笔填写。整份表格分4大栏、12项：“包福官，东栅人，住址：东栅乡第十二村。经营地点：流动。资本额：人民币15万元”。另一个申请人孙炳炎，是嘉兴城里人，住址显示为：芝桥街醋弄1号。经营地点：东栅镇流动；营业种类：西药；资本额：人民币30万元。 这里所指的是旧币。按1955年发行新币后折算，相当于15元、30元。摊贩的小本生意状况，可见一斑。 当时，要摆摊贩售物品，是要有人作保的。登记表中，有“保证书”一栏，并有“具保商号、负责人”栏，供签名盖章。包福官的具保商号“义顺茂”，是东栅南货老字号。孙炳炎的具保商号是“同兴切面店”，也是东栅面店中的老号。 摊贩分定位与流动两类。按规定，流动摊贩经营时，要佩戴“流动证（组）”的袖章，在规定的范围内叫卖，并接受佩戴“检查员”袖章的人员的监管。这类袖章由摊贩管理委员会发放。 1952年5月24日，包福官“越出范围”，被嘉兴市摊贩管理委员会查获。后者致函东栅镇摊管会，要求“查照处理”。我收藏有这份函件。函件与摊贩登记表同阅，不禁令人哑然一笑。 我父亲也是一名小摊贩。1949年之前，他在旧政府供职。嘉兴解放后，为养家糊口，父亲做起了摊贩生意。他在东栅老屋隔壁“嘉忠昌”酱酒店的街口骑楼下，用一只长条形折叠板桌，摆了个早搭夜收的小摊头。经营的是香烟、火柴、糖果等小杂货。 后来，评定家庭成分时，这小摊贩营生让我家评了个“小商”。正是这个成分，才使我能顺利从小学升入初中。而同班“成分不好”的同学，不得不就此结束求学生涯。 父亲守摊营业，脱不开身，我们兄弟，常会做小帮手。有一次，父亲要我到供销社批发一条“飞马牌”香烟。发货人给了我一条价格比“飞马牌”贵的“大前门”。父亲见错发了，立刻叫我去退换。许多年后，那个经办人见到我，还总讲起退烟的事。 还有一次，我和弟弟步行到城里进货，在北丽桥堍的震泰南货行购买了一斤山楂片、一斤甜橄榄。小孩子嘴馋，从山楂片的老糙纸包角挖出两片，一人一片，边走边慢慢呡。我俩难得吃零食，一片山楂不过瘾，吃完又挖出两片，并互相发咒：不再吃了…… 山楂片包交给父亲之前，我们将纸包里的山楂片抖抖匀，纸角捏捏好。其实，父亲一接过包装，就知道我们偷吃过。但他什么也没说，在用旧书纸把山楂片分包成小三角包时，问了句：脚酸伐？ 1952年7月1日，《浙江省摊贩管理办法》公布。东栅镇小小一条街上，共有74户摊贩注册，并入编《东栅工商联合会名册》。小摊与镇上121家作坊、商店，构成了小镇一度繁华的市场。 我还收藏了一批1952年排版印刷的《嘉兴县摊贩申请登记表》和1953年的《嘉兴县人民政府摊贩营业证》。它们是1951年摊贩登记表的完善版本，是摊贩管理逐步规范的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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