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曾读过几个月私塾。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虚龄七岁。母亲死后，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外婆对我宠爱有加，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她要让我成为一个识字人。那时，外婆做点小买卖，在家代售老酒和花生米、油炸豆瓣之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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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曾读过几个月私塾。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虚龄七岁。母亲死后，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外婆对我宠爱有加，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她要让我成为一个“识字人”。那时，外婆做点小买卖，在家代售老酒和花生米、油炸豆瓣之类的过酒菜，手里有几个小钱，她把我送进私塾念书。父亲并不反对，反正学费是外婆出的。 私塾离外婆家很近，就办在靠河边的一座老屋里。教书的是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先生，姓甚名谁已经不记得了。头上戴一个黑色的瓜皮帽，我们习惯上叫“滴粒头帽子”，颇像一个老学究。七八个学生，围坐在两张八仙桌边。那时的私塾，只能给学童启蒙而已。农民也没有更高的要求，自己的孩子读几年私塾，能识几个字，会写信，能算账，就可以了，也算是个识字人了。识字人要是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找到一只比较好的饭碗；识字人处处受人敬重，成家立业也容易些。即使仍在家里种田，也少受欺侮，至少出门方便。也许外婆也是这么想的。 这小小私塾只开识字课，教材是方块字。就是把《百家姓》或《千字文》中的字，分别写在一张张方方正正的小红纸上。先生先作些简单的解释，然后领读。先生读一声，学生们跟着念一声。领读过后，让学生自己读。第二天叫学生把上一天教过的字一个个读出来或背出来。要是读不出或背不出，就要受处罚。轻则罚站，叫“立壁角”，意思是让你单独站在墙角里反思；重则用戒尺打手心，甚至打头。戒尺，约一尺长短，多为硬木制作，沉甸甸的，既可用来打人，也可用来镇纸。戒尺打手心，那是真打，手心总是被打得绯红绯红的。打得再痛也不许叫喊，不许哭，只许讨饶，学生因而见先生如同老鼠见到猫一样惧怕。而那时先生惩罚学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家长不但不会责怪先生，还甚至要求先生这么做。因此先生们大多有恃无恐，有的先生就变着法子来教训学生，比如令受罚学生把手背垫在桌子角上打手心，这样就会两面受痛。当然，学生要是听话，不调皮捣蛋，读书又用功，先生会很高兴，会手把手地教你写字，还会单独给你开小灶。我从小就胆小，一向很听话，也从不调皮捣蛋，所以也就没有尝过戒尺打手心的滋味。 私塾也讲究日常行为规范，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如衣服必须穿戴整齐，上课不能说话，不能做小动作，见面要给先生鞠躬。文字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糟蹋文字被视为是一种罪过。所以，凡写过字的纸张不能随地乱丢，要统一放在陶瓷缸里焚烧等。 三个多月后，我离开了私塾。究竟是私塾搬走了或停办了，还是那年我有了后妈，家里不再让我读私塾了，至今也想不起原因。1951年下半年，村里在唐庵里办起了第一所公办小学，叫青龙小学，我有幸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尽管父亲因为要我管带妹妹，不让我继续求学，每年开学总是要费一番周折。外婆费尽口舌哀求，老师再三登门开导，总算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每当我拿起那张由陈庭荣校长签发的小学毕业证书，就会想起儿时读私塾、读小学时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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