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上的跨塘古桥建造精致，集建筑、雕刻、书法、诗词等艺术于一体，桥名也都有出典且有诗意，颇具水乡风韵及独特的桥文化。 桐乡市崇福镇域，原有10座跨京杭大运河故道的单孔石拱桥，如今孤零零只留存下一座司马高桥。该桥南北走向，桥长29.4米，桥面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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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上的跨塘古桥建造精致，集建筑、雕刻、书法、诗词等艺术于一体，桥名也都有出典且有诗意，颇具水乡风韵及独特的“桥文化”。 桐乡市崇福镇域，原有10座跨京杭大运河故道的单孔石拱桥，如今孤零零只留存下一座司马高桥。该桥南北走向，桥长29.4米，桥面宽3米，桥拱净跨9.7米。南北两侧跨步阶石各28级，石阶两侧各有2尺高的石栏。桥顶方形平台四角，各立望柱，柱端雕有小石狮。桥顶外侧两面，均雕有石额，楷书大字“司马高桥”。桥底为大拱形洞门，桥洞两旁，有石刻对联：东侧桥联为“碧浪驾舆梁，事隶夏官资共济；白栏依雉堞，情深秋水溯伊人”；西侧上联为“司马锡嘉名，谁继长卿高风，标题有兆”，下联已风化不可辨。 据坊间流传，高桥是被赐名“司马”。何人所赐？何时所赐？桥联中“情深秋水”又当溯及何人？由于缺乏文献依据，如今已成了未解之谜。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解释：据《周礼》载，周时设置六官，以司马为夏官，掌军政和军赋，后用为兵部的别称。光绪二年（1876）余丽元重建司马高桥，请求动用库银，得到兵部支持，这便是桥名的由来。此论一出，似乎司马高桥桥名何时所赐、为何而赐已经了然，故被广为引用。可是，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据光绪五年（1879）刊行的《石门县志》记载：“司马高桥，旧名南高桥，在皂林驿东，明洪武间建。国朝乾隆十四年，邑人沈廷槐重建。同治甲子，兵毁。光绪二年，余令丽元请帑重建。”《石门县志》并没有提到司马高桥这一桥名始称于何时。 道光庚子年（1840）重修的《嘉兴府志》有一张《临幸程站图》，图中，石门县城外已标有司马高桥。凭此，足以说明司马高桥桥名之由来并非始于光绪二年。 再往前查发现，康熙六年（1667），石门县庠生夏方昊奉命督建包角堰桥（俗称南三里桥）。他在《重建包角堰桥记》中写道：“西有新桥，北有司马桥，皆昂，而此独卑，故行旅旁午，水涨舟高，沮格难行……今则增高三尺有奇，三桥并峙，形势既宜，人咸称便。”同年，夏方昊还写过《石门县浚河纪略》：“南自松老桥，北至玉溪镇东高桥，约三十里许……其最浅涩处，酌量加工，如迎恩桥起至司马高桥止，城湾一带往年水满之时，常患淤塞，此处更宜开深。”从上述文章可以得知，康熙六年以前，便已有司马高桥之名称。 此外，还有更早的记载。明代海宁历史学家谈迁（1594～1658）的《枣林诗集》中，也提到过司马桥。谈迁读过不少明代史籍，觉得其中错漏甚多，遂立志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他背着行李，步行方圆百里间，到处访书借抄，广搜资料。历经二十多年不懈努力，六易其稿，终于撰成四百万字巨著，即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国榷》。其间，谈迁不但到过崇德，还作过一首《司马桥经吕通政旧居》诗，诗云：“云鳞莽互动斜阳，有客追怀旧选郎。水到兰亭流易曲，草迷金谷径全荒。谁家富贵连东第？几处楼台隔北邙。今日茅檐非旧燕，那知玳瑁玉为梁。”诗中的吕通政，即吕希周，崇德县北阳桥（今属桐乡市高桥镇）人，“直塘改作九弯兜”便是他的杰作。吕希周曾在崇德县城佃屋而居，居所为县治东北一百五十步原宋酒税务旧址，也即明初的税课局旧址。按谈迁之诗写作年代推算，司马桥之名可能在明代天启（1621～1628）或崇祯（1628～1644）年间已经闻名遐迩。 明万历十八年（1590），乌程（今湖州）人潘季驯绘过一卷《河防一览图》，全卷纵45厘米，横1959厘米。在这幅河防一览图上，绕崇德县城，自北向南，依次标有迎恩桥、东阳桥、小南门桥、新高桥、南三里桥。按图中地理位置看，东阳桥即青阳桥，小南门桥即司马高桥，新高桥位于皂林驿南（此桥早已无存）。 再查万历三十八年（1610）崇德知县靳一派重修的《崇德县志》记载：“（崇德境内）横跨于塘者，桥凡十一……南高桥，一在驿南，一在驿东，洪武中建。” 这两份资料告诉我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前，现今司马高桥位置的桥梁，或叫南高桥，或叫小南门桥，尚无司马高桥之名称。 万历《崇德县志》附有一张《崇德县城市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现今的司马高桥位置并没有标示桥梁。由此似乎可以确定：司马高桥的建造和命名时间，应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后的三十多年期间，因此才有后来谈迁和夏方昊关于司马桥的记载。方志中记载的明洪武年间建造的桥梁，规模应不大，因为这里还不是大运河河道。 至于高桥缘何称“司马”？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尚待后人通过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深入探讨司马高桥桥联的含意，破解这个小小的历史文化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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