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2月，沈钧儒到了北京，当时沈叔羊一家还在上海。沈松记得祖父连续写了六七封信催促他们全家离沪赴京与他团聚。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家到了北京，到了祖父身边，祖父见到我们全家非常兴奋，近似孩童。 沈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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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沈钧儒到了北京，当时沈叔羊一家还在上海。沈松记得祖父连续写了六七封信催促他们全家离沪赴京与他团聚。“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家到了北京，到了祖父身边，祖父见到我们全家非常兴奋，近似孩童。” 沈叔羊在1938年将父亲四十年来写成的诗编成小册子交由生活书店出版，取名《寥寥集》，且一版再版。 在沈钧儒去世的前一年，女儿沈谱作为父亲的政治秘书，一直陪在身边。 沈谱在“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还是个幼稚的青年学生。沈谱后来回忆，“‘七君子’事件是我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课”。 范苏苏说，母亲常和他说起，姥爷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七君子’事件时，我妈在上大学三年级，当时听说自己的父亲被关到监狱里面，她非常吃惊。她入党和‘七君子’事件有很大关系。她1939年5月入党的。” 沈谱和沈人骅（沈谦之子）共同编辑《沈钧儒年谱》。“当时年谱出版的时候，我母亲已经75岁了，这是关于我姥爷一生脉络最权威的一本书。” 沈钧儒也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贫而不废”，四个儿子均留学海外。 “爷爷自己是学法律的，他讲科学救国，当时国内的教育不如西方，不如日本。我父亲是老三，去日本留学，老大、老二和老四都到了德国，其中老大学医，老二学建筑，老四学电力。”沈宽回忆。 长子沈谦10岁时，沈钧儒即带他东渡日本，送入当时日本最好的课堂——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小学学习。沈议和沈谅到了入学年龄时，沈钧儒没有把他们送入大学学习孔孟之书，而是为他们聘请了家庭教师，教授语文、算术、物理、化学和英语。  沈钧儒家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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