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辈子，她就是这样自食其力。上世纪50年代，陈学昭写《春茶》时与狮岭村的茶农结了深厚的友谊，也正因为如此，每当春茶上市时，陈学昭要买新茶送朋友，都让女婿去街上买，不准去茶乡买。老太太对我们管教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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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辈子，她就是这样自食其力。上世纪50年代，陈学昭写《春茶》时与狮岭村的茶农结了深厚的友谊，也正因为如此，每当春茶上市时，陈学昭要买新茶送朋友，都让女婿去街上买，不准去茶乡买。“老太太对我们管教极严，不准我们在外面打着她的名头行事。我去买了茶叶回来，她还要看发票才放心。”为此陈树淼还吃过批评。1982年，全国政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查团一行四人走访陈学昭，看到她住处又小，环境又差，就对陈树淼说：“女婿是半个儿子，你当儿子的空下来就省委大院跑跑，帮老太太争取些政策。”陈树淼也只能点头称是。“其实他们不知道，老太太根本就不让我们去找领导。‘反右’和‘文革’期间那么困难，她都不去找老朋友、省长周建人，一直到右派‘帽子’摘除后才带我们去拜访了一次，也没有谈到个人问题。” 1958年，陈学昭被打成“右派”的第二年，女儿陈亚男的人生也跟着历经波折。初中刚毕业的她，被下放到大观山农场，当了饲养员。后来，随着陈学昭“右派”的帽子被摘掉，陈亚男也得以回到杭州，在杭大总务科回收废旧桌椅，后来又上了杭大附中。但是1964年高中毕业，又逢下乡插队，一去就是7年。最后还是周建人从中协调，才以招工的名义回到杭州。 “可以说，我的青春时光都是在这样的运动中被消磨的，家中的书全被抄光，自己也没办法安心读书。直到1980年，我调入浙大图书馆，才有时间来继续中断20年的学习，此时我40岁了。”陈亚男早前跟随母亲学习法语，后来读了两年夜校，再之后参加了成人高校自学考试，靠自己的努力，在50岁那年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我去上课时，教室里全是年轻人，任课老师以为我也是老师，还向我点点头。我告诉他，我也是学生，他还颇为惊讶。” 1984年，陈亚男来到省文联，实际上是作为母亲陈学昭的秘书。此后的工作，她一直在母亲身边。“有人看她都不用到单位上班，认为工作很轻松，其实只有她心里清楚。”陈树淼说，在老太太晚年，陈亚男帮忙分担了很多对外事务，老太太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净的创作环境。 上世纪70年代初，陈亚男与陈树淼结婚，因为要照顾母亲，一直与丈夫杭州、上海两地分居，女儿出生后，也只能留给丈夫照料。直到1980年，陈树淼设法调到杭州，一家四口才享受了天伦之乐。 女儿对外婆的印象相对就淡了很多，记忆最深的，只是老太太在房中思考时，习惯拄着拐杖踱步发出的“咚、咚”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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