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俞创硕那一代人，由于过多地经历了灾难，对自己的作品其实是不十分在意的。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找到它们的那一天在上海华亭路的一间年代久远的小别墅的底楼，我找到了俞夫人刘珍宝女士，因为事先已经电话联系，满头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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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创硕那一代人，由于过多地经历了灾难，对自己的作品其实是不十分在意的。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找到它们的那一天——在上海华亭路的一间年代久远的小别墅的底楼，我找到了俞夫人刘珍宝女士，因为事先已经电话联系，满头银发、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拄着拐杖早已在家中等候我多时。简单的寒暄之后，老人和女儿一道，打开橱门，颤抖着从薄膜袋里取出一叠东西，有纸板盒、旧信封、拆开的信件、手稿、奖证、全国粮票以及一堆几乎粘连在一起的黑白照片。老人说，这些东西，老俞去世后，从没有打开过。 这些照片，规格都不大，但是影纹清晰、质感强烈——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时间啊，许多照片已经泛黄了。当我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和老人一道仔细分辨、整理它们的时候，摄影家和他亲历过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开始在我眼前异常鲜活、生动起来。 “亏得你来了，拿出来透透风，老俞活着时自己不重视，我们也不晓得要重视它们。”俞夫人说话缓慢，标准的上海话，带着略微的歉意。 接下来几个月的采访，我找遍了每一个想得起来的角落。最后，在解放日报社资料库，我找到了俞创硕当年去五台山拍摄的八路军的全部底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意外的是它们相当完整地被保存着，且每张底片的纸袋上清晰地写着照片的说明。不过，我依然没有找到他大量拍摄的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图片。带着这个疑问，我问俞鸣： “这些极其珍贵的照片是否有可能保存在其他某个地方？” “不大可能了，我猜测父亲本人在文革中迫于压力给销毁了。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当年的《良友》画报上和台湾中央社可能还有一些线索。” 俞鸣的回答让我感到遗憾，虽然这个遗憾哽在我的嗓子底下已经很久了，我没有说，我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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