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礼鸿所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六个版本 一生讷言，嗜好读书 在蒋家阳台，挂着蒋礼鸿29岁时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状。当时，他在重庆写了《商君书锥指》，校释《商君书》，获得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学术著作三等奖，凭
 蒋礼鸿所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六个版本 一生讷言，嗜好读书 在蒋家阳台，挂着蒋礼鸿29岁时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状。当时，他在重庆写了《商君书锥指》，校释《商君书》，获得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学术著作三等奖，凭此升任中央大学讲师，萧公权在审查报告中说：“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 时隔四十多年, 这部“少作”被中华书局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 奠定蒋礼鸿敦煌学家学术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本书被国外汉学家称为“步入敦煌宝窟的必读之书”“研究戏曲小说的指路明灯”。 蒋遂幼时常听父亲讲敦煌故事，“观音菩萨”“九色鹿”“飞天”这些敦煌文学中的题材，使他从小对敦煌心向往之。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父亲正在为解开敦煌之谜进行着巨大的努力。 敦煌，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更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瑰宝，人们对这一文化宝库的发掘和研究，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敦煌学”。敦煌文献僻词、怪体多而难识，加上时间久远，大量的字音转变和词义变迁，几乎成了有字“天书”。蒋礼鸿认为，如果人们因为读不懂敦煌文献而弃之，那将是历史的遗憾。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于1959年初版问世，不断增订，到1996年蒋礼鸿逝世，先后共出六版，字数从5.7万字增加到43.6万字。此书解释的虽是敦煌变文中的词语，但所引材料并不限于敦煌变文，而是广泛涉及唐宋诗词、史书、笔记等。 蒋礼鸿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在《自传》中提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时说:“就方法而言，我用的还是顾亭林、钱竹汀以来的那一套，没有也不能把他们一拳打倒，两脚踢翻，我不过是把场地转移了一下而已。”他在《读书隅见》一文中告诉读者，“《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本小书谈不上什么博，可是除常用的经书、四史、名家诗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订时，也牵涉到一百三十种左右的书。” 蒋礼鸿一生讷言，嗜好读书。蒋遂记得年幼时，父亲过年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直到喊他才出来吃饭。“到了晚年，他每天至少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在孙子蒋凝童年的记忆中，爷爷总是整天坐在他那间并不是很大、光线不是很好的兼做书房的卧室里看书，写字，很少出来。 蒋礼鸿认为读书贵在沉潜，深入钻研就是沉潜，高明是从沉潜中出来的。他也渴望在课堂上教出一些有为有守的青年，他教育后学，“唯一方法就是抓紧三十岁以前时期才能打好基础。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 蒋遂知道，父亲研究的训诂学又被称为朴学。父亲这位朴学家一生，为人为文都贯穿一个“朴”字。 晚年，蒋礼鸿在墙上贴上“穷窠”。他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写下： 小庭未有半分赊，儿植蕉葵妇乞花。 我享其成望窗外，牵牛吐蔓上丝瓜。 “穷窠”来过不少“贵人”。蒋遂记得，季羡林穿着一套洗得发灰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布鞋。“季羡林和爸爸都是搞学问的人，是钻在学问里出不来的人，两个人并没有很热烈地交谈，他们很礼貌地坐在那里。爸爸说，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写了一本小书。季羡林就说了，‘司马迁也只写了一本书。’” 蒋遂还记得，60年代钟泰先生也来过，“父母照例要我喊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亲自示范给我看，让我印象很深，终身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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