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狐之笔 中国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进入了危亡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意掠夺鲸吞中国的财物和土地，给中国人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并在租借地推行不平等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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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狐之笔” 中国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进入了危亡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意掠夺鲸吞中国的财物和土地，给中国人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并在租借地推行不平等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竖立“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这时的社会出现了异常的变革，五四运动吹响了中国人的战斗号角。美术方面，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非常发展阶段，人们已不再崇尚文人自我陶醉的山水花鸟道释的意境，受社会复杂错综的现实及政治活动的影响，顺应新时代的客观需要，接受和消化了随同西洋科学文化闯入的钢笔黑白画风。题材上也受文化革命运动所熏染变得日益广泛起来。这一时期，政治讽刺漫画作为最简单却又最具战斗力、号召力的“救国利器”与当时的革命运动步调联系最紧密，也最有成就。 然而，由于政治讽刺漫画题材鲜明，有一定的针对性，当时的各大报刊都不敢采用。泊尘当时为《申报》“自由谈”的主笔，年少气盛，无所畏惧，独自登载政治气息相对敏感的讽刺漫画。有一次他画了两只猪同圈，一头猪身上写着“英”，一头猪身上写着“日”，结果触怒了租界当局，几乎闹成国际大交涉，以致被上海租界法庭判为“污辱协约国”而罚《申报》赔款。泊尘也因此被迫辞职，临别时他作诗曰：“纵尔能言杨继盛，当头无奈有严嵩。”就此事，其弟沈学仁在回忆时曾说：“时先兄有一惊心动魄之滑稽画刊印某报中，竟掀起绝大风波，攘攘半载始寝。”  南北之争  虽不中亦不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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