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朗西、巴金约了几个朋友，准备于十月八日晚在新亚酒店为黄源饯行。去新亚之前，吴朗西由黄源陪同到鲁迅家，签好了《译文丛书》的出版合同，黄源即与鲁迅辞别。可是，还未走出大陆新村的弄堂，黄源突然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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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朗西、巴金约了几个朋友，准备于十月八日晚在新亚酒店为黄源饯行。去新亚之前，吴朗西由黄源陪同到鲁迅家，签好了《译文丛书》的出版合同，黄源即与鲁迅辞别。可是，还未走出大陆新村的弄堂，黄源突然变了主意。他觉得，这个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实在不应该离去，应该留在鲁迅身边，尽力帮他做点事。他立马把这个决定告诉吴朗西。到了新亚，又即向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宣布了这个决定。到原定动身的十日下午，黄源来到鲁迅家，说：“我不去日本了，有什么杂务，尽管交我办。” 鲁迅自然十分欣喜，说： 先办《译文丛书》，再谋《译文》复刊。我们不会用阴谋，只能傻干。 经过努力，《译文丛书》开始了出书，《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出了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鲁迅又写了复刊词。说与生活书店“《世界文学》、《世界文库》之类”的“鸿篇巨制”相比，《译文》“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最后，他说：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希望是希望，宽容和大度只是“宣扬”，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四月二十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就说：“《译文》复刊，还出别的（注：指《译文丛书》），似乎又给有些人不舒服了，听说《时事新报》已有宣布我的罪状的文章……” 此时距鲁迅离世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了。 鲁迅在《〈译文〉复刊词》里说“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这是因为日本法西斯打进来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在即，“联合战线”，团结抗日，呼声高涨，政党的策略也在调整。然而，鲁迅毕竟是清醒和犀利的，他极有保留地说“已在宣扬”，可见事实并非真的“宽容和大度”，文坛上又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处身抗战中的文学应该提什么口号，是“国防文学”？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者是周扬、夏衍等为首的“左联”几位党内领导提出来的。他们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王明、康生让萧三写信给鲁迅，再告周扬等人，指示解散严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左联”，另成立文艺家协会。他们以“国防文学”为口号，倡导文学家投入卫国战斗。后者是从延安来的冯雪峰让胡风写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取得鲁迅认可的。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十日连续两天，冯雪峰代重病中的鲁迅执笔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在后面一文中，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作了理论性的阐述。  鲁迅的眼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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