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口号，其实质和出发点，正如鲁迅所说，是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由于宗派主义的作怪，以周扬为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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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口号，其实质和出发点，正如鲁迅所说，是“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由于宗派主义的作怪，以周扬为总书记的“左联”的主要领导人不断向鲁迅及其战友发难。八月一日，“左联”的书记徐懋庸给鲁迅发了一封“问候”“贵恙已痊愈否”的信。鲁迅说徐“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信中对鲁迅进行了放肆的指责和攻击，夹带着大骂胡风、巴金、黄源： ……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 …… ……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对此，冯雪峰代拟了一封回信。鲁迅抱着艰危的病体，用四天时间仔细修改增补，写成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连同徐懋庸的信一起发表了出来。对在国难当头之际文学家们和自己应有的立场表明了态度，对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理由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作了阐述，对他朋友的被无端辱骂作了义正词严的维护。说到他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鲁迅说： 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他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说到黄源与巴金，鲁迅说：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 鲁迅对徐懋庸的诬胡风之诈，黄源之谄佞，一一用事实加以驳斥，对徐懋庸“昏蛋”的“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异常激愤，说：“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其实，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未见黄源有专论发表参与；《译文》杂志上也未有刺激他们的作品发表；他虽不是“左联”成员，文艺家协会是加入了的，倒是鲁迅认为这个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而拒绝加入。鲁迅说：“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卑劣’？”这恐怕只有一个缘故可以解释：那些“左得可怕”的人要孤立鲁迅，迫他就范，既要利用他的威信，又要他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容不得有人支持他及他的工作，于是大施离间之计，以“清君侧”。此文最后，鲁迅是点明了这个实质的：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可惜，天不假年，发出这篇驳论以后，鲁迅的生命之灯已终近暗灭。文坛上那几位以鸣鞭为业绩的汉子，还要与黄源同步异类地经历他们绵长寿命中的大起大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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