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重学生存 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以后，革命很快演变成抄家行动。查抄之风从京、沪、省城很快吹到了小镇石门，红卫兵小将立即效法实施。星逸先生在石门的老家未能幸免。留在祖屋的老母已八十四岁，她无法容忍这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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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学生存 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以后，革命很快演变成抄家行动。查抄之风从京、沪、省城很快吹到了小镇石门，“红卫兵”小将立即效法实施。星逸先生在石门的老家未能幸免。留在祖屋的老母已八十四岁，她无法容忍这种随意闯家入室搜掠财物的抄家行为，以绝食来抗议对她的这种侮辱。在那时势，一个“四旧”老人胆敢抗拒“革命”小将的“红色”行动，陪护在她身周的亲属谁敢声张。不久，老母便带着愤恨离开人世。 星逸先生和妹妹草草料理完母亲丧事后，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初冬，星逸先生突然接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造反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的书面通知：“特约编辑制度不合理，自十一月份起暂停发薪……”。这一纸简单的通知，对星逸先生的打击，比抄家丧母更加沉重。他有妻儿家室安置在浦东张桥，一直靠工资养家糊口。“暂停发薪”，意味着断了生计，怎不愁人！ 星逸先生出生于小康之家，父亲张兰墀是石门一大米店主人，并通文墨，嗜好剧曲。在缘缘堂建造之前，他已在南市建了一座张家厅。丰子恺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所写《胜利还乡记》一文中，专门写到过这位战难劫余的白胡须老人。他经商致富，家境裕如，故能让儿子跟随丰子恺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并培养入上海新华艺专读书。虽然米店在抗战中化为乌有，兰墀公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头几年故世，但张家厅等家宅逃过战乱侥幸保留下来，多少存下一点家底。星逸先生从未为生计发过愁，在新华艺专学的是人体素描和油画，亦善国画草虫。毕业后，曾在杭州、海宁等地任教，成家后又去上海发展。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原已转入工厂企业，一九五六年响应周恩来总理有关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重新转入文艺队伍，从事古汉语研究和译注。有特约编辑的工资，生活一直是有保障的。 停薪后挨至一九六七年秋，无奈之下，星逸先生只得将家室留在上海浦东，独自一个人回到了故乡石门，这一年他六十岁。 我没有问过星逸先生，当年回故乡的具体原因和打算。但现在回顾这段经历却是可以分析理解的。 当时的形势下，停发工资后要想在上海另谋工作根本不可能，“造反”何时能结束亦无法预料。而石门自母亲离世后，老宅已无人照看；张家厅自一九五八年十月作为石门镇政府驻地被征租后，还有租金可收。另有租给镇工商联及邻居的房屋，亦需有人管理。离乡数十年，又在动乱局势中，一个人回来尚可试探摸索，便于灵活进退。家室在浦东张桥已是熟地，上下周边能睦邻相处，无须换个生地自招折腾。 星逸先生回到石门的最初几年，寄居在妹妹张镇侠家顾家厅的厢楼里。在那年月，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互有戒心。虽是故乡，但先生突然回来，难免周边人们的各种猜疑，大多不敢与之亲近接触。小镇的街头常能见到他踽踽独行的身影。然而，人无法永远孤独，总得与人沟通，聊天交流，融入生活群体中。我和吴稚农兄，一因年轻气盛，顾忌少，二因听说他是上海回来的丰子恺学生，颇有吸引力，不久，就和星逸先生开始了接触和交流。 故乡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但六十岁归来的星逸先生，面临的却是生存问题。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突然断了工资，让他如何生活呢？虽有一点房租可收，但在那个年月，尽管租金已经很低，批判房租剥削的声讨声仍时有所闻。一旦停付，谁有胆量敢去讨要。留在浦东的妻儿，每月的生活开支则须按时安排。 一九六八年后，我和稚农兄等，由绘制大幅宣传油画，转到承揽油漆工程，从房屋门窗到家具用品，揽到一些活计。知道星逸先生手头拮据，就问他要否一起做油漆活。好在先生是个实在的明智之人，不为身架所碍，欣然加入我们的油漆工行列。既可一同干活，又能一起喝酒畅聊，心情非常轻松，还有经济收入可弥补生活。 接触农民多了，先生了解到农家所需的八仙桌、写字桌、衣箱等普通日用家具很难买到，就设法购买木料，请人加工为箱桌等家具，再油漆好卖给农民，为此交了不少农村朋友，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润收入。 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星逸先生学会了不少生存本领，没有被停薪困难所击倒，反而更能对付生活的各种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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