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学昭手稿 比起萧红来，陈学昭的思想升华到这个理念，显得晚了些。她与萧红都受到鲁迅的悉心栽培和呵护，青年时代也有类似的感情经历，也都为女权而奋争。陈学昭更多地剖视男权对女权的侵犯与压迫，寄希望于男性对
 陈学昭手稿 比起萧红来，陈学昭的思想升华到这个理念，显得晚了些。她与萧红都受到鲁迅的悉心栽培和呵护，青年时代也有类似的感情经历，也都为女权而奋争。陈学昭更多地剖视男权对女权的侵犯与压迫，寄希望于男性对女性的减压。即使到了延安，她仍然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在《延安访问记》里，她直率地揭露和批判革命队伍里的封建男权。她说，即使是“民族解放的共同友人”，“但却是统治惯了的，背上负着重重历史的，封建的，歧视女子的恶习”。她宣称要与“这样的男子作斗争”。而且，进一步断言，“无论怎样新的中国男子，他摆脱不了旧的根性”。她失望地预言：“我们这一代女子，是无法找到彻底幸福的……” 而萧红在妇女观上更着力于剖视妇女自身的弱点，深痛妇女“在长期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所以，她自身解放的意识更清醒，更自觉，反抗更刚烈。作为作家，她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就明确地说： ……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这就显示出萧红更得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的真谛，且自觉地将之付诸创作实践。 然而，在鲁迅看来，两人都还不免稚气。鲁迅曾当面提醒萧红：“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此话对陈学昭亦然。她们以自己的稚气，找到过真朋友，有过纯情岁月；但又都上过大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延安，邓颖超曾叮嘱陈学昭好好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这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陈学昭的幼稚病。 萧红原也打算投奔延安，因为萧军先去了，她改了主意。陈学昭以海归身份高调地去了。以她受过法兰西文明八年熏染的气质，对延安的一切既感到新鲜、期待，又掩不住文学的批判眼光，用理想主义的稚气，说出了她的不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四四年三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早几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 真的讲对了吗？争论恐怕远未结束。否则，陈学昭在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政治命运为什么也会这么惨！然而，在最后老迈的岁月里，她依然不改鲁迅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情怀。她对黄伟经说： 很多事我能想通，担心的是自己的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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