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明清两代县史，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明代嘉善涌现了一批在政治、军事上有影响的人物，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科举传胪的袁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状元钱士升、进士魏大中，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丁宾，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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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清两代县史，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明代嘉善涌现了一批在政治、军事上有影响的人物，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科举传胪的袁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状元钱士升、进士魏大中，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丁宾，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陈龙正等，他们或贵为工部尚书操江治水、东阁大学士救国难于将倾，或任兵部职方主事领军东征平倭、授中书舍人好言时政。而满清王朝近300年时间，嘉善一邑竟无一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即使是富户大家也或从医悬壶济世、或从艺吟诗作画，或著书立说、行商经业。这里面除了由明而清之际嘉善的名公清流之辈表现出来那么一种传统文人特质以外，恐怕也还蕴含着那么一点点陶渊明式的隐逸之气在。大凡仕途不得意之徒，辞官归隐往往是一种必然。 姚绶的辞归而隐，或许要算是真正陶渊明式的。 姚绶是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的进士，官监察御史。志云：“政能多出人右，台有大议必命之参画。”作为非常得宠的京官，姚绶应该是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究竟为朝政作出了哪些贡献，在可读到的史志文字当中只称：“尝奉敕巡盐两淮，钩剔积弊几尽。”不想“未几忤当道，谪知永宁令。”姚御史因何与“当道”为忤，无考。但被贬谪为姚知府以后，仅以母老便准予辞归，想来确实是大逆不道了，而且是彻底失宠了。 值得庆幸的是，失宠了一个御史，成就了一个画家。而且，是一个在中国画史上不可或缺的画家。 大云寺，作为姚绶孩童时经常“往返其间，吟啸竟日”之处，自然是归隐以后的留连之地。何况，方丈主持之别馆有深竹。“日暮寻幽到竹深，竹烟暗锁寺门阴。苔荒路绝行人迹，月出潭空静者心。清供一盂香积饭，闲情半榻白云衾。留诗已与青山约，莫厌频来访道林。”辞归的姚绶在大云临水筑室称丹丘，故人称丹丘先生。绕室种竹，又号云东逸史。造沧江虹月之舟，常泛游于吴越山水之间。好惬意的隐士生活！当然，姚隐士也绝不仅仅是隐士。作为前承元四家衣钵，后启吴门画派的明代早期文人画大家，姚绶与杜琼、刘钰、谢缙等一起，为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勃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堪称吴门画派的前期画家。中国画史上的文人画，自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等元四家开先河，到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明四家（也称“吴门四家”），经历150多年，蔚为大观。不仅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绘画风格，而且还展示了风雅名士的共同情趣和胸怀。作为中国文人画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从姚绶存史的画作之中，即可见其小景好作沙坳水曲，孤钓独吟；其阔幅则重林远汀，着四五渔舟而已。无论秋林远岫、湖中钓舟，还是竹石幽谷、水曲景色，均墨色苍润，皴染结合，笔致潇洒，既有风姿绰约之感，更兼淡雅清逸之气。 浪迹于湖光山色之间，钟情于花草竹木之中。仿佛是中国文人传统特质的一种表达，而且往往是曾经沧海之后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归隐。从全真教，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从元四家到明四家，都能发现一种表面看来是与世无争的隐士心态和性格。 姚绶，作为由得宠非常到失宠归隐的文人雅士，结庐于乡野，专情于书画，当是得其所哉矣。只是，细细翻阅仅存的姚绶之书、之画、之诗，隐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归隐，对于他来说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有诗为证：“马上相逢处，春风在洛阳。陌头杨柳色，一一断人肠。”（《洛阳陌》）又如：“芙蓉花，似人面，柳眉不在秋时见。墨池为尔闲写生，鸳鸯锁合长生殿。重咨嗟，芙蓉花，掷笔浩歌行踏沙。”（《折枝芙蓉》）读其诗，诗中之情真无奈；观其画，画中之意有悲苦。于是乎，对武则天之无字碑，对于大云寺与《大云经》之有无关联，或者为什么建于武氏颁行《大云经》200多年以后的民建禅寺要名之为“大云寺”，实在没有深究探索的必要了。 隐于心中，逸之云外，也许是从武则天到乡野村姑，到那一干文人雅士们共有的心态表现和理想追求。只是，云天之外还有什么？没人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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