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家查良铮：沥血译《唐璜》 1985年5月28日，一个雨后的上午，我们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香山脚下万安公墓的一块朴素无华的刻着诗人穆旦之墓六字的墓碑下，墓室中同葬的，还有一部《唐璜》。我们心中轻轻地说：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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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查良铮：沥血译《唐璜》 1985年5月28日，一个雨后的上午，我们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香山脚下万安公墓的一块朴素无华的刻着“诗人穆旦之墓”六字的墓碑下，墓室中同葬的，还有一部《唐璜》。我们心中轻轻地说：爸爸，您安息吧，让《唐璜》陪伴着您…… ——摘自穆旦子女1987年撰文《忆父亲》 查英传和弟弟妹妹们至今依然记得父亲最后的日子：“2月26日凌晨3点，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去休息；嘱咐我们保存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帆布小提箱。他在入院前几天，曾对小平（注：最小的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后来，几个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箱子里整整齐齐放满了译稿，“每部译稿的封页都清楚地标明了题目或是哪一部译稿的注释。” 而在这些译稿中最大最厚的一部标明是《唐璜》和《唐璜注释》。“这部千余页稿纸的译稿虽然纸张粗糙且灰黄，但文字工整，多数稿纸上都有许多修改，封页上有一行字：‘1972年8月7日起三次修改，距初译约11年矣。’” 1962年，早已抛舍了“穆旦”诗人身份的查良铮，开始了这一生“耗工费时最巨，花费心血最多”的《唐璜》翻译。 此时，查良铮已完成三年管制，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做一般职员。当时，白天他要劳动和汇报工作，而翻译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3年后，他沥尽心血终于完成，不承想，正逢文革。此后，查良铮又重新修改《唐璜》，儿女们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在《忆父亲》中，他们如此描述：“那时，我们全家已被赶出原住房。父亲在天津郊区的大苏庄劳改……父亲可以每隔一周回家休息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他除了为我们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用来译诗。在那间闷热的、挤得满满的小屋子的一角，堆放有酱油瓶和饭锅的书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一盏小台灯仍伴着他工作到很晚。” 在儿女心中深深定格的另一幕也被他们写进了《忆父亲》中，“1976年冬的一天，父亲将写好的一封信装入信封……他不顾天寒风冷，坚持要自己去邮局发信，我们送他出门，看着穿着蓝色旧棉袄旧棉裤，带着一顶破旧棉帽，架着双拐的父亲，消失在阵阵的北风中。” 这是查良铮又一次怀着希望写信给出版社询问《唐璜》的情况。1973年，他终于将《唐璜》全部整理、修改、注释完毕。他给出版社写信询问是否能够出版，收到出版社“寄来看看”的回信，“他紧握着那封信，只是反复地说着：他们还是想看看的……”查良铮亲自买来牛皮纸将译稿仔细包好，小心翼翼地寄出。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都没有消息。 这年12月，查良铮已经身残卧病在家。他托北京的朋友去出版社才得知，因为译者身份，《唐璜》不能出版，但编辑还是有意保留的。这让他欣喜，“他在很少写的日记本上写道：‘76.12.9，得悉《唐璜》译稿在出版社，可用。’这部父亲倾注最多心血，花费最长时间所译的译稿送出版社3年多后，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它的消息，也是他所知道的最后消息。两个月后，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唐璜》的问世。” 查良铮去世三年半之后，1980年秋，《唐璜》终于得以出版。 与《唐璜》遭遇类似的还有《丘特切夫诗选》，被“冻结”20余年才得见天日。1985年秋，查家接到出版社通知，说《丘特切夫诗选》已经出版，让他们去领稿酬。“这个突然的通知使全家人迷惑不解，母亲也不记得父亲曾译过这样一部书。”家人以为出版社弄错了，去信核实，译者无误。“是父亲在20多年前，即1963年寄给出版社的，但那时他的译著不能出版。” 在查氏儿女的记忆中，父亲最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译诗中度过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紧张译诗工作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直至他离世的前两天：1977年2月24日，父亲将《欧根·奥涅金》的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才最后也是永远停止了工作。”儿女们回忆，1975年1月19日晚，查良铮为英传打听招生招工消息，希望他能回天津，“在一处无路灯的楼群旁，当时心情很坏的父亲骑车摔伤。”但查良铮始终没有放下译笔，“母亲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他们记得当时父亲的朋友问他为什么在毫无出版可能的情况下做这样艰苦的工作，查良铮说，“这是我所喜爱做的工作。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诗。” 他们记得这一年，父亲在鲁迅杂文集《热风》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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