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护遗孤 三十三年一月五日，汉南乡乡长梅意萱遇敌殉难。梅为汉塘富室子弟，勇敢有毅力，任乡长时，敌伪密探等不敢来乡活动。政府撤退后，初与汉塘北王志元互为呼应，继为敌伪搜索之紧，遂密藏邻村柴屋中，半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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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孤 “三十三年一月五日，汉南乡乡长梅意萱遇敌殉难。梅为汉塘富室子弟，勇敢有毅力，任乡长时，敌伪密探等不敢来乡活动。政府撤退后，初与汉塘北王志元互为呼应，继为敌伪搜索之紧，遂密藏邻村柴屋中，半年不出。而将该乡各种情形一一密为记录，及政府重行推进，渠又率同勇士，数日间将敌伪所布置者尽行清除。使政府推进后，文职人员有一较安定之驻足地。于协助重建政权之功绩至大。”这是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嘉兴》中的一则纪事。字里行间，王梓良对梅意萱的抗日功绩，历数褒扬，充满敬意。 梅意萱的牺牲，令王梓良扼腕痛惜。面对日寇斩草除根的凶恶手段，保护英烈遗孀幼孤，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职责。 2011年11月11日傍晚，六十七年后，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才被当事人揭晓——我见到了梅意萱的儿子梅曙光。 戴梦得旋转餐厅里，梅曙光深情地讲述了在战火中的童年和王梓良在他人生中的复杂情感记忆。 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夜里，突然有几个人来到我们的住地，记得这个住处不是我的家。昏暗的洋油灯光下，一个大汉拉着我的手，细细地看了我好久，不知是谁叫我下跪，向这位大汉磕个头，喊我叫他一声寄爸（义父）。后来，我知道这个大汉叫王梓良。 我父亲被日寇杀害后，有人为保护我和我娘免遭日伪的迫害，帮助我们东一家、西一家地游居在乡间。那时我才八岁，对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日子已有记性。安排我们躲避日本鬼子的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王梓良。 梅曙光，原嘉兴县曹庄乡永利村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所研究员，荒漠绿化、银杏树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共党员。 1991年1月，梅曙光返乡省亲访友。他说，中旬的一天，我们一行来到嘉兴市区的觉海寺。在历经变迁的老城区内能保存一座古刹，我实在有点意外。走到正殿，只见僧人身披袈裟，居士衣着海青，正神情肃然地在做道场。我向一旁的信众打问：“今非初一月半，何为佛事？”有信众答：“台湾的王梓良先生驾鹤西去（1991年1月11日逝于台北），家乡为他超度。”言及此时，梅先生对我说：“那时我才恍然大悟。” 如果说王梓良保护梅曙光是出于同事、战友之情的话，那么，护送青年去后方继续求学，就是一种展望国家未来的远大目光。 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嘉兴》记：“二十八年八月，县党部与政工队送第一批赴后方求学，由曹宪章、计宗均率领照料。青少年有袁梁、袁栋、屠士华、蒋寿柏、陆家驹等（共三十二人的名字），由海盐渡江至雀嘴，再转绍兴，借庽绍兴中学。商由校长沈金相氏（邑人）设法安置继续学业。” 原政工队员杨祥龄在《抗日救国 英名流芳——纪念导师王梓良先生逝世周年》一文中记载：“一九三九年八月护送失学青年到后方升学的有：袁梁、屠士华、徐洪兴、于祖熊等三十余人。一九四0年八月，护送俞斯信、俞坤华、周杨廉、来锡年、翁季贤等十余人到后方升学。一九四0年九月护送陆逸华、沈奎麟、钱载镐、吴瑞仙、沈治中、于桂芳、于祖荣、徐国梁等二十余人到后方升学。一九四三年五月，护送傅歧钟、韩明珠等十余人后方升学。” 感恩王梓良的还有一位来自英伦三岛的商人，他就是《间关记》的作者、上海太古洋行的职员康特。1943年9月25日凌晨一时，从日军的上海龙华集中营里逃跑了二十来个“囚犯”，康特就是其中之一。历经艰辛，他在中国百姓的帮助下，过泗泾、西塘，进入了嘉兴县城东区的十八里桥，开始了在嘉兴游击区一百三十五天的战地生活。这其间，康特经历了“上海市第二期清乡”、“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最高度清乡”、“浙江第二期清乡”的日伪扫荡。因为得到了王梓良和他部属的照应，这位英国人最终离开了敌占区，到达了大后方。康特在《间关记》中详述了他的历险过程和“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特别是与王梓良的相处： “有三天工夫，我跟着王梓良先生和王（德基）、蒋（文雄）队长常常移动住所，一天总要移动一两次。他们都很忙，要计划袭击，又要印刷宣传品。他们印好之后，派人混进嘉兴城去散发张贴。宣传品上都印有王先生的姓名和党部、政府的印钤。王先生实在是颇使敌人感到头痛的。他对我说，敌人曾经杀害过好几个无辜的平民，因为他平时是戴眼镜的。敌人受损无处发洩（泄)时，杀了个戴眼镜的，以为被杀害者就是王书记长本人。我曾和他作过两小时的谈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身材虽然短小，走起路却能久经不疲。  1988年10月间，王梓良夫妇与亲属在南湖烟雨楼前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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