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埋骨故土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一二八师的苗军将士，用血肉之躯打响的嘉善阻击战已进入第六天。侵略者的屠刀正步步逼近嘉兴。 这一天，还未从嘉兴撤退的王梓良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黎明：报纸印好后，我在拂晓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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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故土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一二八师的“苗军”将士，用血肉之躯打响的嘉善阻击战已进入第六天。侵略者的屠刀正步步逼近嘉兴。 这一天，还未从嘉兴撤退的王梓良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黎明：“报纸印好后，我在拂晓前包扎了一束，趁天未明前出城，再到我的家乡去分送报纸，并告别父母……我走出南堰镇时，四野鸡声喔喔，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探出头来。想初冬季节，农家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文人正赞叹蟹肥菊艳的大自然给予的美满，却遭遇到敌兵侵境的骚乱。生活在这和平地区与世无争的农人们，不知道天明后知否他们即将陷入不可测知的苦痛中。”这是王梓良著作《忆旧与伤逝》中《百年悲欢话嘉兴——悲愤填膺的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日军的入侵》里的一段记载。他的“到我家乡”之行，将离家别母。这一路，留在石佛寺的串串脚印，是王梓良踏上抗日征程，向亲人的宣誓。 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1988年，迎来了海峡两岸“解冻”的历史性时刻。就在这一年的10月1日，王梓良在离开嘉兴三十七年后，从台湾经香港返乡省亲。10月10日，他来到了凤桥。 这一天，王梓良凭吊了徐八房惨案遗址。石佛寺废墟上的古银杏树依然挺立，令他几分欣喜；抗战志士献身处印记全无，让他久久默然。 10月5日那一天，王梓良在民革嘉兴市主委刘先正的陪同下，重访王江泾。 四十四年前，曾有过王梓良陪同刘先正去王江泾赴任之行。 四十四年后，刘、王再次结伴，到王江泾一游，别具情意。他俩的角色变位，主从互换，应是世纪风云中嘉兴的一个历史性节点，也是两岸关系面向未来的一种象征。 让王梓良感受嘉兴变化的当然是乡村的面貌。杨祥龄《诲人不倦 风范长存》一文中写道：“十月十八日，王梓良先生函约我在杭州宝叔路其甥女翁蕴玉处会晤。我欣然趋晤。我们长谈四十年来别情。我问王先生这次回大家陆观感，他说：‘刘先正陪我到王江泾看了看，嘉兴农村草棚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水泥结构的楼房。乡镇企业发展很快。’” 返回台湾后，王梓良就动议为凤桥徐八房惨案中死难的抗日志士立碑。那一时期，八十高龄的王梓良与当年政工队的幸存者薛传绅等频繁通信，寄来了亲笔书写的《一·五抗战志士纪念碑记》（1989年6月25日）、《一·五建碑筹备委员聘书》（1989年8月16）、《筹委会工作事项》（1989年8月16）等有关立碑文函，并在台湾为立碑开展筹款，以图两岸联手促成此事。 一时间，立碑之事受到了市委统战部、对台办、郊区统战部、民革嘉兴市委等部门重视，于1989年9月6日专门召集会议，商讨相关事项，并书面作出了“关于‘一·五’抗战志士纪念碑”的五点要求。这让一些当年的抗日政工队员私下里兴奋不已，额手相庆。 但此动议仍无果而终。嗣后，王梓良默默地委托他人将立碑备款，分赠给当年幸存的几名政工队员及家眷。 嘉兴泰石公墓内有一条幽静的小河，它陪伴的第36号区2—1墓，就是王梓良先生和陆廷贤女士这对伉俪的长眠之地。 陆廷贤曾任嘉兴集贤小学（今实验小学前身）校长，随夫去台后仍从事小学教育，并一直关注故乡的教育事业。实验小学设有“陆廷贤园丁奖”。该校百年校庆前夕，她专门请学生、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代为题词作贺礼。 2005年5月27日，王梓良的《嘉兴抗战纪事》由义女凌浮生捐赠给了嘉兴档案馆。 王梓良和陆廷贤“抗战不胜利，我就不结婚”的约定，成为战时嘉兴的一段励志佳话。他们婚后虽然没有子女，但其亲属实现了王、陆“叶落归根”的夙愿。 墓碑背面有铭文： 梓良先生，1909年11月10日生于嘉兴，1991年1月11日逝于台北；廷贤女士，1909年4月24日生于嘉兴，2005年9月9日逝于台北。 赞曰：大德之寿，史政文章，歼彼倭寇，保我乡邦；秀水新杰，两浙芬芳，而日埋骨，志不寻常。  嘉兴泰石公墓36区王梓良夫妇合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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