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版太虚全书书影 四、佛学院之父 武院的首创 自民国初年以来，太虚积极主动利用各种机会，讲经弘法，宣讲他的佛教改革思想。起初，弘法以浙沪为大本营，后来逐步扩展。民国七年（1918）十月，太虚应李隐尘、陈性白
 台版太虚全书书影 四、“佛学院之父” “武院”的首创 自民国初年以来，太虚积极主动利用各种机会，讲经弘法，宣讲他的佛教改革思想。起初，弘法以浙沪为大本营，后来逐步扩展。民国七年（1918）十月，太虚应李隐尘、陈性白之请，前往汉口，开讲《大乘起信论》，此为太虚弘法武汉之始。自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这三年间，太虚频频四出讲经弘法，曾两度到北京弘法，又南下到广州、香港弘法，尤其是三度赴武汉弘法，表明了太虚弘法重心的转移，从法缘兴盛的江浙地区转移到武汉等中南地区。正是在太虚讲经弘法的推动下，武汉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佛法兴盛的中心地区之一。太虚本人，至抗战全面爆发止，到武汉弘法不下十次，武汉遂成为太虚第二期佛教改进事业的中心区域。 太虚在僧界异军突起，本着深厚的佛学素养，用通俗的方法弘教，得到京、鄂、沪、粤等地社会名流等大力信护，道誉日隆，皈依者众。太虚在多次西行讲经弘法的基础上，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相继组建“汉口佛教正信会”和“长沙佛教正信会”。这正是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提出的建立适应现代工商社会变迁的在家佛教信众组织，作为与住持僧伽同时推进的两大类佛教组织建制构想的具体实践。 太虚认识到，推进佛教改革，复兴现代佛教，必须借助于社会力量，内（丛林建设）外（社会力量）结合，以在家的佛教徒，配合寺僧的弘法，使之成为整合社会行为、化导人心思潮的一支重要教化力量，这正好可填补因倡导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而出现的社会教化真空。而同时，太虚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正信会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取决于住持僧的弘法导向。于是，最终还得回到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上，当务之急要挑选一座有影响的丛林，打造成培养合格住持僧才的“模范道场”。基于此，太虚乘一九二一年底第三次赴武汉讲经之机，提出了在武汉创建佛学院的具体设想。 一九二二年一月，太虚发柬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决定进行筹备。三月十三日，于归元寺召开佛学院筹备会，有李隐尘、王森甫等三十多人参加，又选定武昌黎邵平（少屏）宅为院舍，于五月四日佛诞日，佛学院董事会举行隆重的礼聘仪式，聘太虚为武昌佛学院院长。随后，太虚即着手开展筹备工作，开展招生事宜。八月二十六日，武昌佛学院召开董事会成立会，举梁启超为院董长（陈元白代），李隐尘为院护。九月一日，武昌佛学院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佛学院僧俗兼收，第一届学生六十多名，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武昌佛学院创办后，太虚亲编讲义，亲自讲课，倾注全副精力。太虚之建僧运动，即发轫于此，中国佛教界始有佛学院之名，佛僧办学风气也为之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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