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像 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王国维，即使是被夹在三明治里做着做不得也还要做的人的时候，他仍然孜孜于对学问的深钻，而对这些腐败与肮脏的认知，单纯得令人心酸。 鲁迅不是一个政治代号，他是一位思想上不受羁绊，情感上敢爱敢恨的人。他与时俱进地关注各
 王国维像 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王国维，即使是被夹在三明治里做着做不得也还要做的人的时候，他仍然孜孜于对学问的深钻，而对这些腐败与肮脏的认知，单纯得令人心酸。 鲁迅不是一个政治代号，他是一位思想上不受羁绊，情感上敢爱敢恨的人。他与时俱进地关注各种学说与著作，更洞穿于现实生活的是非曲直。他以特异的敏锐和智慧观察、剖析社会和人性，迅速诉诸文字，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崇敬贬抑，皆出于性情的自由挥洒。在人际交往中，他是一个经常被伪装作弄的孩子。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一个以孝悌爱幼为人生之重的道德载体。在学识上，他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学家。所以他与王国维惺惺相惜。 王国维与鲁迅还共同关注过一件大事。在近十五年时间里，王国维三次撰文论及此事。一九一三年写的《东山杂记》，其中有一篇《内阁大库书之发见》；一九二二年七月写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其中之四是《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他死后的当年，鲁迅作了一篇长文《谈所谓“大内档案”》，揭示了亲历此事的内幕。 所谓大内，是指清政府的内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官署。明代建制，清朝沿用之。它的主要职能是草拟、传达皇帝的诏令，进呈并批阅臣僚的奏章、文书等。它的档案均是朝廷核心机密。光清朝，从康熙九年到宣统三年，前后就存在了二百四十多年，它的档案大库之收藏“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光绪十年间，这些档案曾经清厘一次，“后乃忘之”。宣统元年，大库突然崩塌一角，清政府决定修缮，将部分年近一些的档案搬到文华殿。因为要筹备摄政典礼，醇亲王载沣要查阅“国初故事，不得”，认为这么多档案堆积着碍眼又无用，下令焚毁之。于是，大批档案被清理后堆在一边，“露积庭中”。其中光乾、嘉、道、咸、同五代的朱批文件就有一百多万件。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准备建立京师图书馆，命学部参事罗振玉入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进内随手抽看了两份，就被惊住了，急急向张之洞汇报并请求上奏保存它们，获准将这些档案交学部图书馆。“其宋元刊本及善本，已具载缪艺风秘监《学部图书馆书目》。”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那批档案搬到了国子监敬一亭。然而，当时图书馆未成，东西搬去也只是堆放着。原存放在内阁大库的部分未动。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成立筹备处。过了两年，筹备处移至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到午门外朝房存放。原学部改为教育部后，教育总长傅增湘派了部下去整理。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也被派参与其事，亲历了所谓整理“大内档案”的腐败内幕。到了一九二二年，教育部发不出工资，历史博物馆就把放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批当废纸按斤两主要卖给同懋增文具纸店，总共约有十五万斤，装在约九千麻袋里，卖了四千多圆。这批文物流散到市场之后，有几件于当年三月又巧被罗振玉见到且识知。他即托人与同懋增纸商程运增商议，以三倍之价，一万二千圆买下。罗振玉将此事告知王国维，王国维即写了《库书楼记》。写完后，他得意而又郑重地告诉罗振玉：“详记此事颠末，易稿三四，颇自得意，以为非此文不足记此事，亦非此事无以发此文也。” 罗振玉将购得的内阁大库档案文书分存于京、津两地，略加整理，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二十二种出版。其后，将相当部分以一万六千圆的代价卖给李盛铎。后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于一九二九年迁往北京。所长傅斯年经人介绍，复从李盛铎处购回，成立明清史料编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等文史学家陆续编撰和出版明清史料。现这些档案存于台湾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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