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十五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撰文讲述大内档案之事。他把此事与殷墟甲骨文、敦煌卷轴、魏晋简牍、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并列为上世纪初中国文物的重大发现，反复详述大内档案之发现经过、包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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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十五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撰文讲述大内档案之事。他把此事与殷墟甲骨文、敦煌卷轴、魏晋简牍、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并列为上世纪初中国文物的重大发现，反复详述大内档案之发现经过、包罗内容、巨大数量、重要价值以及曲折流向。对它们的几濒毁弃、散失而担忧，得到回收、拯救而喜形于色。文中充满了对祖国文物的拳拳之情。他甚至把罗振玉复得这批文物归功于上苍的保佑，说，此乃“国朝祖宗圣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声名文物之盛，先正訏谟远猷之富，与夫元明以来史事至赜至隐，固万万无亡理”。罗振玉“得此大库之书”是“天特假手于参事而存之耳”。综合甲骨、简牍、敦煌古佚书的收藏与研究，他称颂罗振玉“实三古文化学术之渊薮”。而收藏大库之书“还之天府，以备石室金匮之储，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但是，王国维怎么也不会料到，一九二七年九月，他死后只三个月，他念兹在兹的这批文物中尚存的四十箱会被罗振玉高价卖给日本人！  鲁迅像 鲁迅虽然早就亲历过“大内档案”的整理过程，目睹其乱象，但他未曾写过文章，可能是因为有王国维他们“随时发感慨”。当王国维突然自溺，罗振玉竟做出丧失人格与国格的行为之后，他即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将他亲历的“大内档案”的一段内幕公之于众，而且对主要的历事人给予毫不含糊的评价。 鲁迅认为，遗老们的“议论都不大确”。杭州的驻防旗人金梁，“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是“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蒋彝潜是受罗之骗。“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鲁迅在这里亮明了三层意思： 一、王国维是一个“老实到像火腿一般”的好人； 二、同是对“大内档案”的感喟，王国维与罗振玉有真假本质的不同； 三、为罗振玉把王国维弄成夹广告的三明治的处境抱不平。 鲁迅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现在他把王国维比喻成一只火腿。火腿是什么？结结实实，鲜鲜咂咂，营营养养而又耐得久藏的美食。对前朝遗老，鲁迅常是深恶痛极的，而对王国维却刮目相看，即使与罗振玉一鼻孔出气，鲁迅清楚地辨出王国维的气是真的，而罗振玉却是假的。鲁迅对王国维的比喻，带着几分间离效果，让人产生“隔帘花叶有辉光”的诗意美感；又是一种无奈的幽默，让人明显地感到他实在不忍伤害这位真正的国学家；其中也透着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未见鲁迅有专文参与王国维死因热闹而又持久的争论，不过，仅此一比，他内心的隐衷与褒贬尽含其里了。 不能忽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一九二七年。 在长期的鲁迅研究的领域里，有一个几乎是权威的结论：一九二七年，鲁迅完成了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向无产阶级的阶级论的转变，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恰恰是在这篇写于他刚刚完成所谓思想上质的飞跃之后的长文里，他赞美了清朝顽固的遗老王国维是真正的国学家，“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对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禁不住叹惋之情，而不是“痛打落水狗”。 鲁迅不是一个政治代号，他是一位思想上不受羁绊，情感上敢爱敢恨的人。他与时俱进地关注各种学说与著作，更洞穿于现实生活的是非曲直。他以特异的敏锐和智慧观察、剖析社会和人性，迅速诉诸文字，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崇敬贬抑，皆出于性情的自由挥洒。在人际交往中，他是一个经常被伪装作弄的孩子。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一个以孝悌爱幼为人生之重的道德载体。在学识上，他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学家。所以他与王国维惺惺相惜。 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都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满着敬畏。鲁迅与胡适就是显例。同是封建文化的叛逆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又都是国学的真正捍卫者与精研者。因为他们的骨子里充满着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超越意识形态的敬畏。他们的心灵与建树其实是相通的。对他们，任何标签、符号式的定论都是偏颇、误解和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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