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旧之人 二十九岁那年，在北上就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的几个月前，王国维写了一篇《屈子文学之精神》。此时，正值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有志新学的人似乎大有可为。 文中，王国维把中国的道德政治理想和诗道传统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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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人 二十九岁那年，在北上就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的几个月前，王国维写了一篇《屈子文学之精神》。此时，正值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有志新学的人似乎大有可为。 文中，王国维把中国的道德政治理想和诗道传统分为两派，一派是入世的帝王派、国家派和贵族派，他们热情进取、内心坚韧，常有庙堂之忧；一派是出世的隐士派、个人派，这一派逍遥超脱，寄情于江湖之间。按其地理文化渊源，他称前者为“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 无论是道德政治理想还是诗歌想象，这两派文化传统都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冲突性的紧张，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 于是，“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不可能，而即于理想中求其安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韧之志，强毅之气，持改作（社会）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 在王国维看来，屈原兼具“北方人之情感”与“南方人之想象”，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超脱又坚毅执著，纠缠不清，执拧不开，投江自沉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女婴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惟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王国维两次“入朝”，都和罗振玉有关。第一次是光绪三十二年，当时罗振玉在学部任参事，经他向学部尚书荣庆举荐，王国维赴京做了四年“学部总务司行走”，实际工作是做图书局编辑，编译及审定教科书执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罗氏退避日本。 一九二三年，经前清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入值清逊帝“南书房行走”，成了末代皇帝的“师傅”。升允也和罗振玉有极密切的关系，两人后组成小朝廷中的一派力量。 “南书房”设自康熙十六年，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康熙帝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由于“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随时承旨出诏行令，使南书房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自雍正起，另设“军机处”，南书房不再参预政务。 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入值过南书房。对士人来说，这是至高荣耀——既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肯定与褒扬，也意味着成为儒家入世的最高形式的代表——帝王师。 溥仪对这位师傅可谓天恩浩荡：入值三个月后即赐五品衔并食五品俸，次年二月又赐紫禁城内骑马。 王国维也心怀感恩。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里，王国维书呆子气十足地援用某书中的诗句为证，说自己所得的骑马之赏，在康熙年间有先例，此后“内廷二品官亦有不得者”，若在承平年代，是“特之又特矣”。“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 滑稽的是，紧接着又说上月津贴未发，自己和人商量借款二百元，于年下归还，还请罗振玉方便时帮忙向对方再提一下——他要靠借债度日来领受这样的浩荡天恩。 很快，这位老实书生身不由己，卷入小朝廷里的权力纷争。 罗振玉进入紫禁城后，展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野心。他资助、拥戴满清“遗老”升允上位，企图搞倒郑孝胥一派，同时拉拢以陈宝琛为中心的另一派遗老势力，频频写信催促王国维按他的意思递折子，让他在溥仪面前多谈论用人之道，并建议他多向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施加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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