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对此也有反感,在泰戈尔于十一月十一日离去之后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九期上,发表了《论照像之类》一文,说: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
鲁迅对此也有反感,在泰戈尔于十一月十一日离去之后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九期上,发表了《论照像之类》一文,说: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 鲁迅从街上照相馆玻璃橱窗里梅兰芳的戏照说起,认为泰戈尔来访,为中国人描绘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境地,状如天女散花。他一旦离去,帽子不见了,消息也乌有了,只会落得个黛玉葬花的悲凄,虽然语带讥讽,但是清醒的警示。这其实是他与欧美海归的自由主义文士们的深刻分歧。可惜徐志摩并没有领会。 直到整整十年之后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鲁迅在著名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又旧事重提,把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过分夸颂当做捧杀的显例。他写道: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可见,鲁迅还在为泰戈尔访华被徐志摩们盲目吹捧所扭曲而造成不应有的与中国青年的隔膜而惋惜。他结论说: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 …… 鲁迅指出,造成后果事与愿违的原因不在泰戈尔。泰戈尔“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他是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且是“英国治下的印度人”。徐志摩崇拜他,要借重他在中国创立新月派。那么,怎么会把他吹成像来拯救中国的活神仙呢?原因是“自己的不诚恳”与“学识的不够”。其时徐志摩遇难已经三年整,再也听不到鲁迅的诤言了。当年他的恩师梁启超也曾劝他再出国读三年书,他未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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