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文学家吉川幸次郎。 除吉川、波多外,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汉学前辈盐谷温等一批日本汉学家开始和星逸先生建立通信关系。 国内的古代戏曲专家和古汉语学者,也都把星逸先生引为学术朋友。南京大学的陈中凡,中
![]() 日本文学家吉川幸次郎。 除吉川、波多外,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汉学前辈盐谷温等一批日本汉学家开始和星逸先生建立通信关系。 国内的古代戏曲专家和古汉语学者,也都把星逸先生引为学术朋友。南京大学的陈中凡,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四川大学的任中敏、张永言,江西大学的范祥雍等都和星逸先生有了联系和交流。 捷克斯洛伐克的女汉学家米列娜·维林格罗娃,不知通过谁的介绍找到了星逸先生。两人同时在一九五九年《中国语文》第四期上发表有关《西厢记》的研究文章。米列娜还专门送了一本名为《一个国家的风貌》精美画册给星逸先生留念,后画册随先生带到了石门。 因古汉语研究的成果,星逸先生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为特约编辑。在承担编辑所委托的任务外,并着手编纂《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 当中华书局组织力量重新修订《辞海》之际,星逸先生为了便于古典俗文学研究者的参考,和丰富现代口语文学的词汇。向中华书局上了《“俗辞海”编纂刍议》,建议对历代的方言俗语词汇进行整理和搜辑。先生还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依托上海图书馆,用数年时间,阅读五百部古代笔记小说,以采录搜集各种所需材料。可惜因“文革”的开始,计划被迫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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