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为石门南观音堂旧址。张星逸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当时形势下，公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学术类刊物非常少，能刊登的文章首先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星逸先生的《诗经新话》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只能自己找人刻蜡纸油
 图为石门南观音堂旧址。张星逸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他把《诗经新话》的油印稿寄给各地学术朋友，请他们批评指正。郭绍虞、赵景深等都给予了赞许。丰子恺阅后提笔写道： 张星逸氏《诗经新话》，说理精当，观点正确，可为新时代中国人民学习古典文学之指针。 苏州费新我则为他题写了书签，钱君匋设计了封面。得到师友的肯定，更增强了星逸先生的自信。 同时，对《诗经》三〇五篇的重新注释和翻译工作也加快了进程。终于完成全译本《诗经新译》。 在《诗经新译》的解读和注释中，有不少先生的新见解和新考证，可以说是《诗经》研究的一种新突破。 如《卫风·氓》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很多学者都把“抱布贸丝”当作那时还处在“物物交换”阶段的一条佐证。先生考证认为，春秋时期三晋及附近地区都通行布币，诗中的“布”应作钱币解，不可能抱了布匹去换丝。 再如《陈风·衡门》中有“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对于“齐姜”“宋子”的解读，两千多年来的历代《诗经》权威，都只能作“齐国姜姓大姑娘”、“宋国子家大姑娘”之类的解释，让人难解其意。先生经过旁征博引，提出了“齐姜”“宋子”原本是指春秋时期两大美女，即齐国的庄姜和宋国的南子的新解释。有了这种突破性的破解，全诗就明白易懂了。 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治学成果虽有很多不凡之处，却因生不逢时，直到他离世，没有正式刊印过他的专著，连单篇的发表亦为数极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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