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旧往复 王国维曾用史家之笔追溯过北宋末年守太原之副总管的先祖王禀之的忠烈事迹： 城陷时，被围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遂入原庙中负太宗御容，与子合门袛候荀赴汾水死。 七百年后，王国维选择了与他的远祖王禀之父子同样的人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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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往复 王国维曾用史家之笔追溯过北宋末年守太原之副总管的先祖王禀之的忠烈事迹： 城陷时，被围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遂入原庙中负太宗御容，与子合门袛候荀赴汾水死。 七百年后，王国维选择了与他的远祖王禀之父子同样的人生终局——投水自沉。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中。  王国维故居书房，魂兮归来 这里是清代乾嘉学派文风昌盛之地。其父王乃誉在乡里有文名，少时孤贫失学，曾在茶漆店做生意，后在溧阳县令府中当了十余年幕僚。王乃誉聪明过人，能诗善画，长于篆刻，身后留下日记、诗歌、画、古钱考等杂著十一种，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王国维五岁那年，祖父去世，王乃誉回乡，自此守孝课子。他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写诗，亲自批改订正。他对长子寄予厚望，常在日记里留下恨铁不成钢的感慨。 王国维七岁时就读于邻家私塾，学四书，写八股文，接受传统旧式教育，十六岁州试中秀才，和同乡另三位举子并称“海宁四才子”。他好读各类古籍，对科举应试兴趣寥寥。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变法维新之说兴起。这股新风也吹进了这座浙东小城。王国维和同城来往的秀才们谈论起新学，他常常借来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一读。这时，海宁开始有留日学生。一心向往新学的王国维因家贫不能成行，郁郁寡欢。 一八九六年，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主持笔政。主编《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 《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数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王国维在海宁结识的好友许家惺当时正在《时务报》任职。一八九八年，许因事回乡，托王国维代职。王国维欣然同意。当年农历正月，在其父王乃誉的护送下，二十二岁的王国维坐王升记轮船奔赴上海。 在报馆里，王国维月领薪水十二元，具体工作是校对报纸、代写信作文、校对书籍。后得报馆准许，每天在工作之外去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文。 在那里，王国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之人——罗振玉。 罗振玉，江苏人士，近代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因科举不顺在乡间教私塾为业。甲午战争后，他大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一八九六年，他与汪康年、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一八九八年，罗、汪等人又在上海创立旨在培养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悼王国维之文所言，他当时是在一位学员的扇子上见到王国维的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认为出语不凡，由此对他予以特别关切。 此后三十多年里，两人亦师亦友，后来还结成儿女亲家——王国维的长子潜明娶了罗振玉的次女。罗振玉是王国维在学术上最初的引领人和资助者。因两人于甲骨文研究上的成就，甲骨文学一时被称为“罗王之学”。 一八九八年变法期间，《时务报》停办。罗振玉聘请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任学监，使王国维得以在上海继续新学。在社中两位日籍教员的影响下，他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萌发了研究兴趣。 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一九〇一年留学日本，未及半年因病回国。自此，王国维继续研读西方哲学、美学，开始了自己的“独学时代”。 回国后，他协助罗振玉办《教育世界》杂志。当时，他的对外身份是“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是该半月刊的“事实上的主编”。此后几年，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先后在南通通州、苏州两地的师范学校教书。 自一九〇三年起，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译文。 此后两年间，他先后撰写《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 王国维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哲学。在《哲学辨疑》中，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巴尔善的话——“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 在他看来，西方算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于中国，“皆形下之学”，即使严复译书，也只是功利论，“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即工具的，非心灵的。此种学说，仅于社会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 王国维研究哲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五年后，年近而立的王国维却决意放弃哲学研究，转向文学。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中袒露心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然而，诗词创作的成功，并没有让王国维感到满意，他自觉“欲为哲学家，则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理智、情感兼备的禀赋，中西之学的来回往复，为王国维做了最好的学术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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