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一五年，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被认为是清代小学成就的高峰。他考定河南小屯村为殷墟所在，并考出商朝帝王名号十有八九。 关于该书的实际作者一直存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王国维对此有主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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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被认为是清代小学成就的高峰。他考定河南小屯村为殷墟所在，并考出商朝帝王名号十有八九。 关于该书的实际作者一直存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王国维对此有主要贡献。同为甲骨文领域专家的郭沫若则干脆认定：《殷墟书契考释》实为王国维著作，“王对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为了报答他，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后罗坐享虚名。” 一九一六年，因为不愿在经济上拖累罗振玉，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应同乡邹景叔邀请，到犹太裔富商哈同处负责编学术刊物，并任教于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 期间，王国维陆续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论》。 在几年的钻研中，王国维运用甲骨文上的记载，对照《史记》，成功释读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进行研究。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他特别指出，自己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由此，他把甲骨文研究从古文字发展到史学，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这次，一向谦虚低调的王国维禁不住自我肯定说：“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顾炎武）。” 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开设“古史新证”课时，王国维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材料（考古）与纸上材料（文献）相互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该方法很快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并不赞同当时声势颇大、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肯定了他们“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但他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甲骨文出土、流沙坠简的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打开，出现这么多新材料而不去利用、研究，只去片面怀疑，是十分可惜的。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和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在他看来，不管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勇于疑古”与“勇于信古”都是不科学的，以“事实决事实”——是为王国维的“古史证”也。 学术见解固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顾颉刚对王国维怀有很深的崇敬和情感。王国维自杀后，他在日记中两次记下梦见王国维，一次是“携手而行”，一次为“同座吃饭”，字里行间充满眷慕之情。 顾颉刚和傅斯年一直被视为胡适两大得意弟子，他所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精神上也一脉相承。但他一直坚称：“在当代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王先生。” 梁启超称赞王国维：“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所根本所蕴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务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正是王国维三十年学术人生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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