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南下，生灵涂炭。黄媛介适客南京，由于战乱，风声鹤唳，使她困守在石头城下，憔悴不堪。近见香港《书谱》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有石鱼撰写的《黄媛介写经砚》一文可以为证。文中介绍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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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南下，生灵涂炭。黄媛介适客南京，由于战乱，风声鹤唳，使她困守在石头城下，憔悴不堪。近见香港《书谱》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上，有石鱼撰写的《黄媛介写经砚》一文可以为证。文中介绍黄氏写经之砚，并附砚铭拓片：“乙酉鼎革，羁旅建康，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湖之异。嘉禾黄皆令书此，以志困苦。愿书孝经千卷，散布人间。”读此可以想见她对世事变更，情绪消沉，并以《晋书》所记周顗故事寄慨。该砚檀木盒盖上刻有女史肖像，阴文线刻，就席执书而坐。右上方有明末苏州马宏道题“黄皆令小影”数字，图为清道光时华亭画家黄秋士摹写，可知此像是后来配砚盒时翻刻上去的，当有其来历。皆令此时应是三十余岁的人了，风华正茂而身遭国难，可视为坎坷人生的一个缩影。 金陵被陷，皆令思乡心切，因与同乡女友柳如是的关系，才由钱牧斋送回禾中。据叶廷琯批无名氏《吴城日记》载：“乙酉五月二十六，本府弁等备仪从，执香迎接。按抚入坐府堂，告示张挂府前，称大清顺治二年（1645），奉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大意谓：顺从者秋毫无犯，抗逆者维扬为例。钱牧斋另有印记告示，招谕慰安”云云。以此推论，牧斋迎降在前，见大势已去，极有可能是奉豫王多铎之命，南下江浙，做“统战工作”。途经苏州而出告示安抚，黄皆令正躲在他的坐船后舱中，亦未可知。倘使猜测不谬，则一夜之顷即可抵禾。 同年闰六月初，严令剃头，平湖翰林屠象美等在嘉兴郡城杀知县并起兵策反，被驻省清兵所破。此役虽未扬州、嘉定之惨烈，然杀戮极多，百姓纷纷挤踏，尸骨遍地，乱军残杀，践踏如泥。待战火平息，骨肉重聚，人们才想起“当今才媛第一”的黄皆令，她到哪里去了？人们纷纷猜测，莫衷一是。不过大都以被“大兵掳去”的说法为众。在战乱国度中的百姓看来，被杀戮与遭抢劫，只百步与五十步之分耳。 其实，照我推测，黄皆令既未被抢，又未被劫，而是跟随钱牧斋北上进京了。牧斋既降，例应晋京授职，当时满清甫定鼎中原，政治严厉。倘有征而不授者，恐生灭顶之灾。况牧斋已降，岂敢迁延，故惶恐惭恧莫可名状；而河东夫人又不愿随行，但牧斋起居又需人照料，商量再三，只能由黄皆令担任随行了。皆令前番回禾，当是与家人诀别，然后再趁乱潜返金陵，她与钱柳早已合约。顾苓《河东君小传》谓：“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又周采泉《柳如是杂论》为河东君雪谤一则，因世有牧斋北上，河东君留白下与人通奸之说。指出“柳氏亦北上，曾到过德州，并与牧斋约定，早日引疾南归，本人即在德州相候，以坚其归隐之志”云云。诚然，柳氏北上确有其事，不过不是顺治二年，而是顺治四年（1647）三月，牧斋因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锒铛入狱，河东夫人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故牧斋有所谓“从行赴难有贤妻”是也。后事白，归途于德州卢世 家，而有“杜亭”题壁诗。此为两事，不可混为一谈。顾苓乃牧斋门生，又是当事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黄皆令随行之事，但怎好“乱说”呢？唯“君留白下”之说，确实无疑。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肯定有人看见牧斋北上，携带家眷，但未能确准是谁？想来必是河东君，而河东君又明明留在金陵。噫！众说纷纭，以至于数百年后仍有人为其雪谤。牧斋好吟咏，世人皆知，但查《有学集》乙酉年所作诗，只“咏同心兰四绝句”及“观管夫人画竹并书松雪公修竹赋敬题短歌”二篇，如此之少，不能不令人怀疑。此书是用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排印本为底本，收有钱遵王的诗注，原有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梁溪邹式金的序文，惜删而不用。邹式金之子漪为牧斋弟子。“出版说明”只提及此书“离钱逝世才五个月，序称钱谦益易箦时以手订《有学集》授钱曾（遵王）。”此本必为牧斋亲手“处理”过无疑。当然，这与皆令名誉有关，岂能公布于世。所幸牧斋进京后，靠降清同僚帮忙，至翌年六月“称疾乞归”，才结束了这一段“五味杂烩”的历史。  黄媛介扇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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