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兰书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唐兰以文字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为文字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像唐兰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学者
 唐兰书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唐兰以文字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为文字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像唐兰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学者为数不多。 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兰把国学的范围拓展至甲骨文、竹简、青铜器铭文等领域，使中国古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新成员。他把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考古学术和上古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和新方法。他对中国上古史有独特的见解，他晚年提出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论点，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在多元并进的史学研究格局中，唐兰始终坚持以考古出土文物、古代典籍及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有机结合研究上古史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进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且卓有成效。 可是由于唐先生在1979年逝世，“没有像于省吾（1896—1984）……等同辈学人一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旧传道授业，晚有弟子传芬芳。目前唐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有些模糊，对于其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这是安徽省文联王灵均老师所撰文章《茗饮南乡当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读〈独上高楼：唐兰新传〉》的看法。 我赞同王灵均老师的观点。尤其是时至今日，唐兰的子侄辈，震年、复年、豫年、益年、巽年等五人，除益年硕果仅存，但也已年迈体衰，患有足疾，行动不能自如，其余均已亡故。他们的眷属及后人对唐兰的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唐兰的后人不知其详，外人更易模糊。再加上由于唐兰的学术理论非常的深奥、冷僻，普通民众对他不是很熟悉。因此，擦亮这张金字招牌便是嘉兴的文史、文保等社会各界及唐兰后人共同的时代责任。 自2005年我创作的《唐兰》编入嘉兴市政协的《嘉兴文杰》丛书后，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为唐兰先生作传。 2016年以来，我努力学习《唐兰全集》，希望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了解得更多些，写得更好些。在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办“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种种学术良好氛围感染下，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学者杨安老师的激励和帮助下，我怀着对国学大师唐兰先生的无限崇敬之意，决定重修唐兰先生的传记。 唐兰先生在其《孔子传》中写道：“我要想作一篇《孔子传》的志愿，是起了很久很久的了，但总不敢动手。虽然说孔子也只是一个人，并不比我们多生了一个头，或是一个心，但我每望着他崇高的人格，总觉得自己是太卑小了，简直是不配替他作传。”这番话写出了我为唐先生作传时的心声，“总觉得自己是太卑小了，简直是不配替他作传”。 如今，我所撰写的《唐兰新传：独上高楼》已经出版，但是我仍然这样认为：要拿我的能力来正确议论唐兰先生一生的行事和他的学识、著作和思想的全貌，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绝没办法清楚而且确切地知道并且书写关于唐兰先生的一切。 所以，我只能如唐兰先生《孔子传》中所写，“我现在只希望能了解多少是多少，正像爬山一样，能多一步就多一步”，继续努力攀登这座学术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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