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官学与私学 古代桐乡人的读书之路大体是沿着官学和私学两条道路交错并进的，教育遂成为历代培养读书种子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官学以县学为主，崇德县县学始创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桐乡县县学在明宣德五年设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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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与私学 古代桐乡人的读书之路大体是沿着官学和私学两条道路交错并进的，教育遂成为历代培养读书种子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官学以县学为主，崇德县县学始创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桐乡县县学在明宣德五年设县之初就同步创建。县学以儒家学说和经典为教育和教学的主要内容，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标，致力于培养符合封建王朝实际需要的读书人才。县学因是政府所办，由于具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坚定的政策扶持，始终成为古代桐乡地区士子读书求学的主要门径。自宋至清，桐乡市境内产生了大量的举人和进士，以乌镇为例，即有举人167名，进士65名。此外桐乡历史上还出现过两位状元和4位榜眼，更有莫氏“五子登科”等士林佳话，“科名蔚起”之说绝非虚言。 官学之外尚有私学，私学的初级阶段当属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更能代表桐乡读书人自觉的读书意识。读书人家大多先由父母长辈开蒙，一般人家则送入私塾，由塾师启蒙。清初时吕留良就曾于祖居的友芳园开办家塾，亲执教鞭，还订立了颇为严格的《梅花阁斋规》。晚清时学部代理大臣劳乃宣告假还乡，莳花种菜之余，亦于学稼堂亲自教子侄辈读书。幼年丰子恺最早进的也是其父丰鐄开设的私塾，成为父亲的学生后，开始阅读传统的蒙学经典，其艺术启蒙就来自父亲讲解的《千家诗》上的木版画。桐乡历代就有延请塾师到家中坐馆和名师设馆讲学的传统，据地方史志记载，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黄门侍郎许安仁回语儿乡设馆授徒。清初的吕留良更是先后聘请黄宗羲、张履祥到家中坐馆。张履祥则一生坐馆为业，从23岁起曾先后应聘到海盐何家、崇德吕家处馆，时间长达40余年。张履祥处馆之余还撰写了《澉湖塾约》《东庄约语》等著名学规，以及《答颜孝嘉论学十二则》《训子语》等教育著作，成为一代有名的教育家。 更高级的私学则来自民间设立的书院，最早可从宋代说起。传贻书院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桐乡境内最早的书院，其前身是辅广开办的传贻堂。辅广曾于绍熙五年（1194）至临安向朱熹问学，深得赞许。后朱熹被权贵排斥，理学被斥为伪学，就在朱熹备受冷落之际，辅广却变卖家产，奔赴福建侍奉恩师，其尊师重道之举令其师深受感动。辅广从朱熹处告归后，在崇德县城开办传贻堂，谓欲“传之先儒，贻之后世”，以其道德文章，倡率其徒，渊源师友，名重一时。嘉泰三年（1203），朱熹的另一位弟子黄榦亦到崇德为官，并在石门镇上创设了崇义书院。宋元之际，卫富益于石人泾创立白社书院。到了清代，桐乡的几个大镇均设有书院，崇德县城于乾隆年间创建了崇文书院，青镇于乾隆末年创办了分水书院，玉溪镇于咸丰年间开设了开文书院，屠甸镇于光绪年间成立了崇道书院。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些书院大多被毁，地方读书人又能自觉地锐意恢复，其中尤以辞归故里的进士严辰最为热心。从同治年间起，严辰先后在青镇创建立志书院，在桐乡县城创办桐溪书院，在濮院镇倡建翔云书院，并亲自担任三座书院的山长和主讲。严辰是晚清时期自觉服务于乡邦文教建设成就最为突出的代表，受到当时和后世桐乡读书人的推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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